经贸合作没有政治特性。只有贸易顺差矛盾。中拉合作的最大障碍是商品附加价值差距问题,即中国向拉美出口制品,而拉美向中国出口原料。其附加值的差距会造成中拉贸易顺差难平。
如果不解决,就会发生欠债违约危机。
这在南美洲与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成为了贫富差距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周期性的金融危机。
1943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关于拉丁美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张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依附这些中心,属于它们的外围。中心经济的多样化决定外围经济的单一化和不平衡地畸形发展,因此,必须进行国际经济关系的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外围”国家的工业化,使其提高到“中心”国家的水平。主张发展中国家向“中心”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加强“外围”国家相互贸易的政策,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要打破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提高和储蓄能力之间的恶性循环,不只靠拉美经济的自发机制,必须发挥国家的力量,通过制定发展规划,达到更有效、更合理地利用有限资金;为提高经济增长率,要靠外资来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但必须有国家去保护和促进拉美本国投资的增长,并对外资进行适当管理,以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收支平衡。
这些主张,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和实现收支平衡的强烈愿望,为他们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独立性提供重要根据,同时,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产生了欧洲的“高速发展论”。
无论发展主义还是高速发展论,两者都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体的结构性理论,金融危机专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此论不够精确,不切实际,死于“不恰当的类比”,早被淘汰出局了。
中国依靠高储蓄4万亿外汇重拾这套“不恰当类比”,不会有好果子吃,因为解决不了贸易顺差。
终将会被南美的欠债违约和赖债重组拖垮拖死!
2015年1月,中国与拉共体33国共同举行的首届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该会议每3年举行一次。2018年第2届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推出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项目。
在第一届中拉论坛公布的2015-2019年中拉合作计划中,中国承诺将在接下来的10年内在该地区投资2500亿美元,并使中拉贸易额增至5000亿美元。这番承诺一度成为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在今年的峰会上,各方对中国在资金方面的期许很高。
其原因很简单,全球经济体都对拉非亚的欠债违约不胜厌烦了。中国的表态有如雪里送炭,赌场里送钱。那有不风涌而至的。
至于拿到了钱,干什么或能否归还。那是中国政府的事,与市场无关!
“这不是中国的错,”智利外交部前外交政策主任卡洛斯•波塔莱斯告诉中拉对话。
“如果商品价格下跌或上涨,那都发生在市场上。”他还说,每个国家应对价格冲击的能力取决于它的生产系统。
言外之意告戒中国,拉美的农业已经现代机械化,农业人口不足全拉美人口1%。也就是说,乡村几乎不再存在。也就没有“一带一路”的建设必要。硬性发展基础设施,无法产生经济效益。
最近中国葛洲垻集团在阿根廷中南部开工两座水电站和水利开渠工程,初步预算要新增100万移民才能产生商业效益。人从何处来?中国。
能否解决这个民族矛盾问题?
高速发展主义理论上并没有答案。只有中国政府的一意孤行。
南美洲欢迎投资,不欢迎移民。用民粹主义赖债重组,制造“拉美陷阱”。
中国在没有找到与拉美贸易平衡的方法之前,贸然投资,大有远征复灭的可能。这可能是美国久盼的喜事。
拉美人能阻击英欧人的入侵,也能轻而易举地阻击东亚人的殖民。除非美国参与…
结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关键词。正如市场经济一词一样,曾在结构之前红遍了中国。
其实,这两项所谓的改革并没有改革。
从八十年代起,拉美国家实施了所谓的结构性改革。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其供给侧领域中的欠债违约问题。当时,这一改革被理论界定性为“私有化”,由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首先发动,蔓延到全世界,摧枯拉朽推倒了柏林墙,并开放了中国的市场经济。
拉美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第一阶段的改革,在阿根廷被称为民主回归。推翻了以阿尔铁木为首的军人政权(第一代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产生了不少国有经济分产的问题。因此,第二阶段的改革(第二代改革)是对第一阶段改革(第一代改革)的转型,也可被视为“对改革进行改革”,主要调整产业的分配。例如秘鲁、智利和巴西就加快了石油和矿产的开采和重工业的复兴。阿根廷的“死牛盆地”的1000亿桶油气有待开发。
与第一代结构性改革相比,第二代改革具有更大的市场扩大的艰巨性。这一特点意味着,目前要对第二代改革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评价并非易事。但以下几个结论或许是能够成立的:社会发展领域的成就开始显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渐趋正常,宏观经济形势日益稳定,金融监管机制不断完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稳步上升,基础设施的“瓶颈”现象有所缓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格局基本成形。
在分析拉美的两代结构性改革时,有必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如何判断拉美结构性改革成功与否;如何评估“中国因素”对拉美结构性改革的贡献;如何看待左翼政府在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如何处理发挥比较优势与调整产业结构的关系;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原题:《“论拉美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作者:江时学,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安徽大学客座教授、澳门科技大学访问教授、 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
我在南美定居近30年。以我之见,回答如下:
一,如何判断拉美结构性改革成功与否;
以1982年的马岛战争为契机,结束了南美长期游击战争的军政权统治。连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军政府要宣布对话和平。巴西劳工党放弃农村包围城市的土地革命,以卢拉为新劳工党开始了漫长的街头民运活动,经过12年的努力,于2003年战胜反对党走上执政党的位置,这就是拉美政治改革的成功标志。可以说,没有私有化改革,就没有民主回归。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走上了国营私有化的混合经济道路,结果,发生了民粹主义复辟的偏移。
可以说,第一阶段的私有化是成功的。主要表现在军人政权式微。民选更加透明。南美减少了断层战争。
二,如何评估“中国因素”对拉美结构性改革的贡献;
与南美同步私有化改革的中国,由于采取了高储蓄外汇的战略安排,抵住了1997年的亚洲风暴,于2000年高储蓄2万亿外汇而名震亚非拉。
智利、秘鲁和巴西首先向中国敞开国门,吸收了中国资本。打开了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量,赚了个盆满钵满。
随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和整个拉丁美洲接受了中国一掷亿金的美元收购。北起加拿大美国,南至阿根廷烏拉圭,无一不见中国的收购团的五星红旗。拉美每一个国家少则10万,多则600万华人的移民潮,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多的拉美移民人数。以至在拉美掀起了学汉语的热潮。
中国文化在非洲没有什么影响,中国人在拉美已经不再是少数民族,正如保罗●克鲁格曼分析的那样,在落后上的文明不会长久,在文明之上的文明,才会生根。
中国文化扎根拉美,已成为不可分的文明!!
三,如何看待左翼政府在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
所谓左翼政府实指对美国的态度。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比较反美。其余的国家的左翼政党并不真正反美,只是偏向中国的投资。2018年除了马杜罗反美外,连劳尔●卡斯特罗和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都开始转向亲美,左翼政府的界定就很模糊了。至于国营企业一说,更为不靠谱。拉美普遍实行多党制,国企与中国国企的所有制大相径庭。无法对比。
这说明了一个用词的准确性问题。
1979年英国掀起的世界性的私有化运动不是结构性改革,而是一次经济体制调整。主要收缩政府对经济市场的干涉。这次运动对冷战双方阵营起了解体性的变动。前苏联的解体形成了私有体制为主流的混合经济,东欧弃苏联德,使柏林墙倒塌,产生了默克尔新党,促成了欧洲联盟。英国退欧是反对一个新的欧洲专制体制形成。说明英国私有化运动对民主国家只是经济市场的开放,而没有结构性的改革。对集权国家才产生了结构性改变。
也就是说,左翼政府不可能改革社会的结构。拉美的左翼政府不过是在军人政权倒塌之后出现的民粹主义的回光返照,一个金融危机便把民粹主义打得摸门不着。卢拉劳工党的臭名昭著和查韦斯社会主义党的高通膨危机都是左翼党的破灭挣扎。中国在这场民粹危机中扮演了反私有化的角色。其中的“结构性改革”一词,模糊了混合经济体的概念。
混合体怎能结构改革呢?只有“公私合营”的国企,没有结构改革的政府。左翼政府在结构性改革中塞进了民粹主义货色!
中国本来就是国营为主体,现在还是国营为主体,何来结构改革?唯一改革的是承认了私有化的合法性。这一“开放”,让四小龙借势入关,给中国注入了4万亿外汇的高储蓄的新常态。
四,如何处理发挥比较优势与调整产业结构的关系;
中国的优势和产业结构与亚洲拉不同,硬要用中国模式去套外国,其不能自园其说,让人哭笑不得。
比较中拉优势,是人力和淡水两大互不相关的差距,中国人多水也多,拉美人少水多,各自需要扬长避短,由于人和水不能互补,所以,投资没有空间。中国霸王硬上弓,2500亿将会打水漂。
五,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是高储蓄的集权政府与拉美的负债经营的民主政府如何能使用同一套模式呢?中国政府想追债苦于无法可依。拉美政府以欠债为荣,可用政府更迭处理债务重组,置集权政府于挨宰的份上。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有做自欺欺人的、帮流氓数钱的、建道德牌坊,写功德文章的伪君子模样!
总结,中国和拉美都没可能进行结构性改革。只有市场的开放。由开放才知全球化的结构异状。改革结构是一场私有化的革命,它摧毁了苏联,崛起了中国。
让这场改革更猛烈些吧!中国才会完成真正的结构性改革,而不是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