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28 17:34:55
Eberswalderstr.地铁站。右侧的店子售卖腊肠、炸薯条、汉堡等快餐，在柏林老百姓当中非常红火。左侧墙上的图画，展现出上世纪韦马德国的精粹：著名的女歌手Marlene Dietrich、软式小型飞船、和普鲁士皇帝骑马的石像。
与其说柏林是我”老家“，不如说它是我”家外之家“。实际上，我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弗吉尼亚人，高三才搬到柏林去了。但是，柏林才是我心中之城。
1990年代末，我从幼稚的少年渐渐地成长为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此时，我对美国郊区的物质生活、冷清氛围、和辽阔空间开始感到厌恶乃至憎恨的，因此，心里悄悄地萌生了”闯江湖“的欲望。因为我在美国的青年岁月是跟德国家人、华盛顿市德国学校的朋友一起过的，我始终一直没有融入美国社会主流，反而对大西洋彼岸的德国产生了归属感。
回望迁移到柏林的经历，好像这座都市与我有一点缘分。1999年在美国读高二时，我住在弗吉尼亚的德国教母（按照西方人的风俗，每个孩子都有教父教母，一般是父母的亲友）竟然离婚了，为了翻开人生新的一页，58岁的她果断地下了决定，一夜间背弃了生活已久的美国，用过世母亲遗留给她的遗产来购买一套西柏林住宅。因为她不想孤单地过晚年的日子，所以一直盼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同屋。一得知我也怀有赴德的意愿，她不失时机地邀请我与她搬到一起。我觉得她的建议挺好的，两人相帮互助，各得所需，不亦乐乎？因为教母是我父母的好友，他们并没有介意了。 就这样，一直到高中毕业，我自1999年至2001年在柏林过了两个终身难忘的春秋。
这原来是一家酒厂，后来被改造为娱乐场所。暑假旺季，外来游客纷至沓来这里。
2000年，我父亲进入德国财政部了，从而跟随着政府迁都到柏林，接着在东柏林Spree河畔上租了一套房子，并且请我与他搬到一起（此时，我母亲在瑞士从事环保工作，姐姐们已在美国大学读书）。教母有点舍不得我，但她最终谅解了。
从那时起，我初步探索了东柏林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游逛Prenzlauer Berg、Mitte市区的景象，我首次遇见了铁幕后面的世界。周末散散步的时候，我处处见到了前东德社会主义统治的灰色痕迹。在这一环境中，心里有了许多感悟。我明白了，一座城市的先进与发达，并不是其审美魅力所在。东柏林几乎没有高楼大厦，美式商场亦为数寥寥。在许多隐蔽的小巷里，甚至仍可见倒闭的厂家与废墟遍地的荒地。但是，酷爱东柏林的人偏偏喜欢这种看似落后而简陋的街景，仿佛垃圾、碎片、朽木、荒草均形成一个奇特的艺术作品。
一栋东德旧楼的后院，作为一批艺术家的工作室。显然，艺术家很喜欢狗和自行车。
说来可惜，从2001年至今，我在柏林呆的时光较少了，只有放假才来得及去。尤其是圣诞节时，我跟高中同学还习惯欢聚一堂，闲谈青年的往事。
不过，近年来，我的家人纷纷搬到柏林去了。2003年，父母在东柏林Hackescher Markt附近的繁荣地带买下了一套房子，虽然他们目前在国外还有一些业务，但退休后打算在那里安度晚年。2003年夏，我大姐也嫁给了一个柏林脑科医生，于是在东柏林定居成家了。2004年，我姥姥患上癌症了，在姐夫的帮助下从慕尼黑来到了柏林就医。被治疗后，我妈宁愿让姥姥留在柏林，也不回到遥远的慕尼黑。结果，妈妈给姥姥找了一套离我们新房子只有几十步的住宅。此后，姥姥开始跟大姐来来往往，不时还帮忙照顾我的外甥女。
今年暑期，我因中国签证到期而被迫回国一段时间。为了消遣，我开始对摄影感兴趣。有一天下午，我带上了韩国Samsung摄影机，在我东柏林房子附近拍了一些照片。在拍照的过程中，我发现，25岁的我再不是18岁的小子，随着人生阅历丰富起来，视觉也越来越清晰。同时，驹光过隙，2008年的柏林已不是2001年的城市，东德旧楼的改造、设施的现代化、游客的增多、服务业的商业化均是显著的变迁。
在下面，我想给大家展示一遍东柏林的一些景色。我觉得用“后现代主义”之说来形容这些景点不错，因为这一概念能体现出柏林的矛盾：它有国际品牌，但也有私人开的小店子；有现代建筑，但也有韦玛与苏联的旧楼；有商业化的消费场所，但也有荒地；有高尚的画廊，但也有街头艺术。
街头艺术
（左侧）Alte Schoenhauserstr.。在公寓的墙上画着两个站在林立高楼之间的蓝色外星人。外星人大大张着口呐喊。在下面，则可见路边广告，内容有关于提醒司机小心开车并保护环境。(右侧）在铁丝栅栏上，一个“街头艺术家”放置了一些小贴，贴上是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
（左侧）Torstr.与Schonhauserstr.。墙上画着三只猫头鹰，左边的猫头鹰手里拿着一条布料，上面写着“真理机器”。在古希腊神话中，猫头鹰象征着睿智。（右侧）Linienstr与Rosenthalerstr。在一家酒吧的外墙上，涂鸦画儿混杂在一起。
（左侧）Prenzlauer Allee。耐克广告。显然，跨国公司在柏林已入乡随俗了，也用涂鸦来做广告。（右侧）在许多墙上，可见这一渺小的先生。下面写着“我会看见你”一句。
废墟之城
Hackescher Markt附近。在东柏林的繁荣地带，仍有许多荒地，大概是因为地主先要让土地升值才建起房子。
（左侧）Linienstr.。一家废弃的木工厂。（右侧）在一座公寓停着一辆破旧的大众车。这种车于1960年曾大行其道。
一栋由极左分子居住的房子，已被市政定位即将要拆的旧楼。墙上写着“外国人要留下，纳粹分子要离开”和“军人是阴谋者”。
画廊
一家画廊。墙上的黑白照片多为欧美乐手与艺人的肖像。
现代城市中的往日遗迹
（左侧）Linienstr.。这种建筑风格普及于1900至1940年代。当时，下流市民住在地下，而上流市民则住在一、二、三楼。这扇门是地下楼的。（右侧）一块成立于1722年的坟地的门口。
（左侧）东德时代的典型建筑。小市民仍喜欢在阳台上养花儿。（右侧） 东德时代的公寓与新建的玻璃楼。真是天壤之别。
奇特的商店
（左侧）一家设在“铁制箱子”里的服装店。（右侧）这家商店还售卖打字机。
一家专门售卖塑料盘的音乐店，布局类似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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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8 21:18:46
有人说，自从德国政府于1999年迁都以来，东柏林跃然成为全国最繁盛的市区，在外来资本、人才、新产业三重动力下迈出了冷战时期的阴影，使得市民变得日益富裕，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的确，于不久前相比，东柏林取得了很可观的进步。在经济方面，Universal录音公司、奔驰汽车、德国火车公司(Deutsche Bahn)、Allianz保险公司在这里都设立了有重要的分部。就政治来说，于巴黎、伦敦、华盛顿一样，东柏林有诸多首都应有的机关、部门、和智库。至于人口，这里的生育率是全国之最，35岁以下的年轻人也非常之多。
柏林的进步，在市容市貌上也留下了遗迹。经过无数改造与建筑工程后，东柏林已经恢复了其二战前曾有的美丽。若从波兰登堡门出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可以观赏东柏林的胜景。往南走三四百步，就可见柏林的小金融中心菠茨坦广场，在那里有个崭新的美式商场，有空有钱的话可以进去一趟，在世界各地皆有的连锁店买符号服装，接着在星巴克享受一杯拿铁咖啡，并且坐在软椅上听到一些美国爵士乐，从而感受到柏林的舒适与美好。从波兰登堡门往西走，则可见修复的联邦议会大厦，站在门前的草坪上，可以转身观望那栋壮观的圆形大楼与其周围的政府部门，从而体会到德国自19世纪以来的风雨历程。从勃兰登堡门往东走，还可以踏上举世闻名的菩提树下大街，路边有法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还有五星级的Adlon宾馆酒店。再往东走，还会路过国家歌剧院、洪堡州立大学、国家美术馆等享誉世界的国粹。大楼之间，有无数鳞次栉比的咖啡厅与餐馆，令人追忆到二战前韦玛德国的景象。
然而，上述的柏林，好似北京故宫、天安门、颐和园、天坛、地坛那样只是旅游行业所推销的”美城“。它是一块由上流社会“制造”而“消费”的世外桃源，而并不代表普通市民的日常城市。常住在东柏林的市民知道，近年来东柏林的快速发展不甚均衡，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主要问题是，经济的竞争力不够强了，教育体制落后，市场既缺乏人才，又匮乏就业机会。这些问题，是在新柏林才出现的；冷战期间，柏林曾是铁幕上的险要之地，因而享受了不菲的福利与补贴。德国统一后，铁饭碗一夜间变为纸饭碗了，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市民面对了“弱肉强食”的竞争，导致许多厂家先后倒闭，失业率上升。迄今，尤其对那些依赖政府养老金的老年居民来说，东柏林属于新搬过来的西德富人，而贫寒的东德人则要凑合着过日子。
关于这些问题，我曾打听了一个西柏林朋友的意见。他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叙述他的柏林印象（译文）：
”柏林很“酷”，我酷爱这座处在东西两德之间的京都。同时，因为我对老家的人与事非常熟悉，对其大街小巷了如指掌，我比外地人看得更现实一点。我觉得，柏林没有资格排在德国城市的首位，在欧洲城市当中更甭提。这是因为，与大多数西德城市比较起来，柏林市政府和市民简直太穷了。比如，在路边和桥下，时不时会出现一些鄙陋的乞丐，向过路人粗声乞求几笔零钱。到了秋季，城里非常冷清，灰色的风貌显露着二战、东德苏联政府时期遗留下来的痕迹，在人烟寥寥的街道上，只见一些满面郁悒的普通市民步履蹒跚地走着路。不過，换一个角度来看，柏林的物价很实惠，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连绵不绝地来到这里消費，对旅游产业带来不菲收益。尤其是暑期的时候，街头上也好，公园里也好，到处洋溢着十分热闹的气氛，男女老少都在享受暖和的天气和绿意盎然的自然。我深知柏林有亮处和暗处，今天的光荣遮蔽着往日的泪痕，炎夏的快乐预兆着冬天的凄寒。“
那个朋友讲得非常透。也许，我们还得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东柏林的黄金时代其实发生在90年代。当时，柏林墙刚倒塌，到处洋溢着复苏的气氛。由于租价低廉，许多艺术家纷纷搬到东柏林Prenzlauer Berg附近的东德旧楼，组成了各异的艺术圈子，并且在一些狭窄的小巷先后成立了一系列画廊。晚上，东柏林才真得醒来了，到处有私人开的俱乐部与酒吧，里面可以听到来自全国四角的乐手和DJ。他们的观众，除艺术人物外，还有洪堡州立大学与自由大学的大学生，因为他们跟随着艺术家搬到了Prenzlauer Berg。如此，东柏林也变成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天地，舆论气氛很活跃。知识分子当中，左翼的马克斯信徒占了多数。
白天，90年代的东柏林也是个庞大的工程：Potsdamer Platz也好，政府新楼也罢，新建筑都在划出新首都的未来。也许，与奥运北京乃至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一样，90年代的东柏林是在工程的尘土中才找到了其朝气蓬勃的精神。
迄今，大部分工程已然竣工了。在房价大副上升的压力下，多数艺术家与大学生先后迁徙到了偏远的郊区。而且，随着服务行业的飞速发展，文化领域越来越商业化。在一些曾有当地市民聚会聊天、喝酒、蹦递的地方，现在则爆满贪玩的外国游客与留学生。
如果当代东柏林已不如以前了，它还有什么好处？其实，即便我们不能回到往日，我们还可以欣赏今天的东柏林，因为这里还有许多文化特色。所谓的文化特色，大概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在一方面，东柏林正在现代化与全球化；在另一方面，它一直在怀念过往的落后性与地方性：这里有国际标签，但也有私人开的小店子；有现代建筑，但也有韦玛与苏联的旧楼；有商业化的俱乐部，但也有废物遍地的荒地与厂家；有做作的高等画廊，但也有街头艺术。 之所以是这样，未必是因为柏林还处在发展之中，而归因于市民的文化理念的衍变。
今年七月份，我带着摄影机在东柏林拍了一些风光照片，意在探索这里的后现代主义。
在下面的博客上，我将给大家看看照片吧。希望大家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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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柏林
2008-10-09 01:19:57
说起世界上最爱幽默的人，大概没人能比得上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开车来干活儿，他们不得不想出一些良好消遣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听与说搞笑的东西。上下班乘坐出租车时，我在收音机上老会听到一些非常逗的相声节目，特别是著名的单口相声演员贺新年和大名鼎鼎的相声偶像郭德刚。有一次，还有个大腹便便的司机说他经常到现场去看相声；据他说，北京如今仍保存了一些令人追忆北平天桥的小剧院。更有意思的是，那个司机姓“隗”，说这希奇古怪的字儿是个商代湖北王族的贵姓，而且他恰是该王族的后裔！真逗！天下怪事确实不少了。昨天乘坐另外一辆出租车时，司机还对我闹起笑话来，说北京现在就是鸟雀之家：在北边儿有鸟巢，在天安门一带有个“鸟蛋”，就是国家剧院，而且在国贸附近还一双“鸟腿”，就是央视新大厦。司机讲得又潇洒又顺口，让我笑得前仰后合。见于北京原来叫做“燕京”，鸟雀的比喻非常适当。
再说，讽刺的幽默，并不限于出租车司机这种人家。在现代社会的重重压力下，讽刺可能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吧。缺了这类笑话，恐怕许多人就活不下去了。如果不是口头说的，就是书面写的，特别是在手机短信上。一个河南朋友最近转发给我了一个短信，其内容如下：
“现在的人啊！都不讲实话：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之源，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当今社会，穷吃肉，富吃虾，领导干部吃王八；男想高，女想瘦，狗穿衣裳，人露肉；过去把第一次留给丈夫，现在把第一胎留给丈夫；乡下早晨鸡叫人，城里晚上人叫鸡；旧社会戏子卖艺不卖身，新社会演员卖身不卖艺；工资真的要涨了，心里更加爱党了，能给孩子奖赏了，见到老婆敢嚷了，敢尝海鲜鹅掌了，闲时能逛商场了，遇见美女心痒了，结果物价又他妈涨的全没影了！”
这套话，恐怕说得太过头了。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中国这个地大人多的地方，贪钱、贪吃、贪色的下流人物并不少了，但我们不该以偏代全。可是，恰恰是这种半真半假的话才会起到最好的作用。只有肆无忌惮的人才是搞笑的。再举个例子吧。今年五一，当大家正在激烈抵制家乐福的时候，我在手机上曾收到了一个有关恐怖分子的笑话，其内容如下：
“本拉登说：中国是全球唯一绝对不能惹的国家！ 原因是这样的：基地组织曾派出七名恐怖分子袭击中国，结果：一人在炸立交桥时转晕桥上；一人在炸公交车时没挤上车；一人在炸超市时，炸弹遥控器被盗；一人在炸政府大楼时，被保安狂揍：“叫你讨薪，叫你上访”；一人成功炸矿，死伤数百人，潜回基地后，半年没见任何新闻报道，遂被基地组织以“撒谎罪”处决了；一人曾尝试炸广州，结果刚出火车站就把炸药包给飞车党抢了，半天没缓过神；一人去炸中国钢铁基地铁岭，被赵本山呼悠了；最近派一女恐怖分子去炸河南，被骗去做小姐了！五一别去家乐福！让世界知道中国不好惹！祝节快乐！”
看到这个笑话，说不清是赞扬还是嘲笑中国的。也许，连笔者本人也不知道，因为他的目的毕竟是给大家取乐取乐，而不是谈政治。然而，我们应该承认，吃酸吃甜，不如吃酸甜：好笑话与政治，密不可分。迄今，电视上的幽默可能以“家有儿女”为主，但是，据说中国人在民国时期乃至在80年代还喜欢讲一些“笑里藏刀”的政治性笑话。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读一遍一篇由美国学者David Moser写的文章：
(http://www.danwei.org/tv/stifled_laughter_how_the_commu.php)
该文分析现代中国相声文化的演变。
说来可惜，很多笑话是翻译不过来的。2005年在北师大上读报课时，老师要求我们留学生（即我、15韩国人、两个日本人和一个泰国人）都要讲起码一个笑话。来到我了的时候，我就决定了说一个由我高中音乐老师曾讲给我的布什总统笑话，便是：
“有一天，布什总统访问了一所小学三年级的课堂。当时，小学老师正在教给学生一些生词。过了一会儿，旁观的布什突然站起来了，请了那位老师休息一下，并且走到了前面亲自给学生们上课。布什对那班不到十岁的小朋友们提问：“什么叫’悲剧‘？大家不用说明具体的意思，举个例子就可以了。” 一个乖巧的小女孩儿尽快举手了回答道：“悲剧，就是小孩子骑自行车过路的时候被汽车撞死了。” 布什惊讶地说：”小姑娘怎么能想出那么残忍的事情？不过，这应该叫做‘意外事故’，而不叫‘悲剧’。” 紧接着，另一名坐在前排的学生举手了说道：“悲剧，就是一辆充满小孩子的巴士从山路上掉下来而爆炸。“布什反驳说：”这个例子也非常可悲，但这应该是个’巨大损失‘，而不叫‘悲剧’。”此后，学生都沉默寡言，不敢回答。半天后，一个坐在后排的小胖敦才举手了说道：“悲剧，大概是布什总统与太太和女儿一起坐飞机时被一个由恐怖分子发射的导弹爆炸而死。” 布什吃惊地说道：“对，对！这就是一个悲剧！那么，小朋友，你怎么想出了这个例子呢？” 小孩子说：”因为这肯定不是个意外事故，更不是个巨大损失！“ ”
笑话讲完了，班里默默无声。好像同学们始终一直觉得不好笑。而老师早在笑话的开头就笑起来了，可到了最后就笑不出来了。我如今仍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是文化差异吧。
我的加拿大老板是个擅长搞笑的老头。几乎每次一起吃午餐，他都会讲笑话。最近，他老谈到大象的事。比如：”一头大象的屁股和一个邮箱有什么区别呢？－ 我不知道 － 你不知道？这样的话，我不会让你替我寄邮件。” 或者：“一个人在纽约市中心大声呐喊并挥舞胳膊。一个警察过来问道：”你在干嘛？‘。那个人说：‘我在吓唬大象。’ 警察说：’吓唬大象？但这里没有大象！‘ 那个人却说：’就是！你看，大象已经被我给吓跑了！‘“ 我很喜欢这些笑话。不过，中国同事未必会笑起来。如果笑，就是为了讨好老板。
我相信，世界上并没有一个能够让所有的人笑起来的笑话。但是，有了出租车司机的笑话，河南朋友的短信，和老板的午餐幽默，我这个人经常会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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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2008-10-05 12:34:50
近年来，北京市飞速发展的奇迹，主要是体现在其日新月异的市容市貌上。壮观的商场，耸立的高楼，宽敞的街道，乃是北京新时代的标志。翻天覆地的巨变，不免引起一些争议的声音：尤其是外国记者，经常痛惜地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北京将过多的文化宝藏给毁灭得彻彻底底，市政将南罗鼓乡、鼓楼大街一带的胡同才完整地保留下来， 只是亡羊补牢而已。在书虫，一家以外国顾客为主的咖啡厅与书店，最近也可以买到一系列追寻老北京的文化遗迹的书籍，据说畅销得洛阳纸贵。见于书虫位于工程遍地的三里屯，而且专门服务于那些舍不得手机、笔记本和大众车的白领阶层们，”老北京“之说，哪怕只能流于形式。
或许，谈到现代城市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不如将“街头文化”这一现象进而探讨。街头文化，即一种在公共场所的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它将社会上种种人物当成戏子，使得日常生活成为一个妙趣横生的剧本。街头文化，既不是市政或房企所能控制住的，又不是文化机构或媒体所能注意到的。实际上，街头文化若有若无，变化无常，让人难以看透。
如果说街头文化是老百姓自然而然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那么，公共场所就是它的博物馆。公共场所是个多元化的空间，包括公园、街道、广场等地方在内。但是，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街头文化，并不出现在街头上的公共场所，而发生在地下的通道上，因为在这个类似于小屋子的地方，随时都有人走进来走出去，形成异常活跃的场面。在通道的四面墙壁、四方出口之中，我们可以观察众多市民的日常生活。
距我家最近的地下通道，就在朝阳门内，具体位置在朝外南街与吉市口路的十字路口。在通道的西南出口，就是人寿大厦，因为那里有印刷店、健身房、和咖啡厅，所以我几乎天天都要穿过那个地下通道。自从今年一月底搬到朝阳区以来，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微妙的变化：表面上，似乎还是老样子的，但是，要是将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一一记下的话，却可以写成一本称为“地下通道杂记”的小书。
在地下通道，正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当初来到这里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街头乐手的演出。早上，在人家赶上班的时分，老有一名满头银发的老头在东南与西南出口之间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吹笛子，好像是东北的民歌，真是动听不已。瞧一瞧那老头脸上的皱纹，就可以看得出许多坎坷人生的痕迹，笛子所吹出来的旋律，似乎在讲述一辈子的见闻。到了晚上，则有一个二十多岁的歌手在同样的地方亮相，边弹吉他边唱流行歌曲，向前不久下班的市民提供了一些免费的娱乐，又给北京的夜生活添加了一分魅力。可惜的是，在奥运来临之际，这两名街头乐手竟然消失了，大概是他们被禁止演出的原因。不过，在残奥闭幕之后，近日又有新乐手出台。上周三晚上，我听到了一个外国男子在东南出口吹苏格兰风笛，声音非常之大，令人惊叹不已！他的演奏风格，让我回想到奥运开幕式的苏格兰乐队。
除了舞台之外，地下通道也作为一个不正规的小商场。在通道的两侧，总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摊商做一些小买卖，在几张铺在水泥地上的地毯上摆设着多种多样的服饰，特别是银耳环和玉镯。当然，这些都是劣质的杂货，比不上雅秀市场的产品，但地下通道的摊商都很耐劳，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坐在那里等待顾客。有时，摊商的小孩子也跟父母坐在一起售货。
最近，还有一名皮肤晒黑的先生在通道的东北出口提供“速画”的服务。为了引起过路人注目，他展示了他的一些作品，清一色是美女的黑白头像。显然，其作品很一般，一点色彩都没有。可是，这没关系，因为这名小艺术家心里有数：他所卖出的毕竟是他画画儿的速度，而不是高雅的艺术。对那些争分夺秒的市民来说，穿过通道时可以顺便坐下歇一会儿，过了五分钟后就能拿上新画出来的头像，这样又方便又好玩儿。也许，画儿还可以作为礼物，晚上回家送给老公老婆，是多么浪漫的事！
有趣的是，到了晚上十点钟，在摊商收拾货物回家之后，一批身穿运动服的小伙子们还会跑进来四打四地踢足球，使通道瞬间变成球场。 他们让四件T恤作为球门框，四面墙壁作为球场的界限，在这块临时的球场上不要命地奋斗。撞到硬实的墙壁也没问题，似乎受伤是这场比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离谱的是，除了足球场以外，通道还是滑板运动的赛场。恰好在傍晚时分人最多的时候，滑板者不顾一切的滑进来，奔来跑去，跳东跃西，不懈地训练用一些匪夷所思的伎俩，让周围的人不妨摇摇头。不过，我还是觉得，如果这些小伙子能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下课能出来玩儿一趟，发泄心理的压力，倒是可以谅解的。
对一些公共卫生员来说，地下通道也是一个家。在通道的西南面，有一扇小小的铁门，门开着时就可见里面有一个鄙陋的小屋子，屋里设有一张桌、一把椅子、一台电视和各种各样的卫生工具。卫生员休息的时候，经常会看一点电视，有时还请一些朋友过来跟他们侃侃大山。今年五月份，在通道的东北出口，还暂时住有一些被委托建盖出口台阶屋顶的外地工人。他们住在外面一个军队帐篷里，帐篷旁边设有一个移动厕所。这一局面，与周边的繁荣地带真是天壤之别。
如此多的人来到地下通道演出、画画儿、做买卖、打球、滑板、乃至居住，应该是一把双刃剑。咱们先谈到弊端吧。地下通道里各种活动，就意味着市民缺乏公共空间，因而不得不集中在这个窄小的地方。奥运后的朝阳区，显而易见是个与发达国家水平同等的市区，到处种花儿，人行横道打扫得一干二净，交通有秩序等等。但是，朝阳区的空间设计得不太人性。若市民想休闲，除了跑到朝阳公园或者楼下的小区之外，只有消费才能够享受舒适的休闲环境。假设朝阳区多盖一些草坪场地，岂不是一件好事吗？从另一角度来看，与全国大城市的繁荣地带一样，朝阳区也要面临中国的现实，那就是，市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还是非常明显。一般来说，公共场是外地工人和下流社会的天地，而上流市民则宁愿多花一点钱，也不“呆在外面”。
当然，我在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在西方，绝大部分市中心或者有靠近教堂和市政部门的欧式广场，或者像纽约、柏林那样设有一个巨大的公园。这些现象，起源于基督教、启蒙时代的理念。而在中国，东城西城的市场、四方八面的城门、横竖交叉的大街小巷才是古代城市遗留下来的公共场所。追溯历史的脉络，就会发现城市空间的结构与一代一代的民间风俗息息相关。
尽管如此，但我们还得承认，自文革以来，像北京南城天桥一般的公共空间日益罕见，而且相声、算命等各种杂技随之消失了。今年六月份，我抽出了时间去了一趟天桥凑热闹，到那里却扫兴地发现，除剧院外，所谓的“天桥”是个文化沙漠。随着时光的变迁，北京的公共场所也失去了很多色彩。
同时，地下通道的活动也让我很乐观。凡是让老百姓随便交流的地方，对社会和谐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北美南美的大城市不同，北京市中心没有真正的贫民窟或少数民族簇拥的地方，从而比较安全。我相信，崛起的中国将会发展出越来越好的公共场所与街头文化。地下通道，就是个良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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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杂记
2008-07-30 19:20:19
一：因足球而发疯
6月29日晚上，德国足星踏上维也纳体育场的草地，排成1－4－5－1阵容的队伍，准备对阵西班牙队。在德国，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坐在忽悠忽悠的电视屏幕前，急不可待地等待比赛的开场。早在午饭时分，全国四角的城镇和村落洋溢着足球热潮的热闹气氛，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到处有人聚集喝喝酒，吃吃饭，聊聊天，唱唱歌。甚至有些酷爱足球的 粉丝，整天坐在一起不懈地讨论当晚决赛的各个方面；从谈话中可以听得出，绝大多数德国 人过于自信，直言不讳地断言德国队会击败对手而夺冠。只有一小部分人保持理性的态度，说历史上德国队在决赛中曾迭遭失败（2002年输给巴西队，1986年被阿根廷队所淘汰），从而获胜并不容易，冠军奖品虽在眼前但咫尺天涯。
的确，在关键时刻，德国队惨败给对手。在90分钟的激烈奋斗当中，西班牙队的小将像孙悟空一般奔来跑去，用其轻巧的小脚把球传来传去。而德国队则”腿长莫及“，怎么跑也跑不上那一滚来滚去的足球，甚至有些大将也一塌糊涂地乱跑，使得原先整整齐齐的阵容渐渐地分散而呈现出一场混乱的形势。显然，德国队把握不住比赛的局面；这样看来，1比0的结局，还是给我们留点面子的。
当晚，我同老友托拜厄斯和另一些哥们儿在西柏林Schoeneberg市区Kleistpark地铁站一带的一家小酒吧看球。该家酒吧有一个特点，即其黄红色的铁制楼房原来作为一辆又长又窄的地铁车厢，现在则设有一张酒吧台和几张木桌，给来宾一种如似喝着酒乘坐地铁的感觉，令人乐而忘返。再说，因为我们在该家也看了德国队4/1决赛的胜利，所以抱有迷信，在这里看球会给国家队带来好运气。
为了准备传播欧锦赛，酒吧在后院还设置了一张大型银幕，并且在银幕前摆设了十来排木坐凳子，形成一种类似于德式“啤酒花园”的传统布局。决赛传播时，院子里挤得人满为患，宾客穿着黑红黄色的国家队制服，双手高举国旗，唧唧喳喳地评说比赛，时不时还大嗓門地唱起歌来。
前几天，当德国队以3-2的比分打败葡萄牙队时，每当德国队进球之后，我在酒吧的后院里喜不自禁地跑了一大圈儿，接着疯疯癫癫地拥抱了一棵树，使得树枝摇动得绿叶凋零。可惜的是，德国队在决赛中连一个球也没有打进， 结果我也未能重演足球疯子的角色。
其实，足球疯子不限于我一个人。举托拜厄斯为例，他平时在大学当文学副教授，享 有“君子”的美声，但国家队的大赛也会引起他的心律“失常“：比赛即将开场时，他不惮穿上一套国家队制服，戴上带有国旗颜色的“巫婆”帽子，好似小丑一般表演着愚昧可笑的样子。开车时，他还会把国旗夹入大众车的后窗上，若路边有行人注意到国旗在风中晃动着的景象，托拜厄斯就开窗满面笑意地打个招呼，直到跟他一同乘车的老婆焦急得抓紧他的肩膀， 警告他非要小心开车，不然会出事。
有时，足球疯子也具有讨女人喜欢的魅力。葡萄牙比赛的那一天，我和托拜厄斯坐在 另一家酒吧里消遣。那里的小姐是个妩媚的佳人，没想到点酒时，她居然问托拜厄斯可不可以借给她那套”可爱“的“巫婆”帽子试戴一遍。尽管托拜厄斯是个心满意足的丈夫，但在热辣辣的姑娘面前，他陡然成为调情高手，边递给姑娘他的帽子，边说一些甜言蜜语。
话说回来，决赛结束了，众多德国人悲痛万分。我们不得不承认，连”愚公移山“的国家队早晚也必然落马。我们默默无声地看了电视上传播自马德里市广场的镜头：一大群西班牙人大声欢呼，眼睛充满着激动，他们的狂欢，反而让我们更加消沉。
午夜，我还前往西柏林著名的购物街Kurfurstendamm，走路时惊讶地发现，前几个小时尚热闹闹的局面，现在却人烟寥寥，只见一批球迷在荒凉的人行横道上蹒跚地走回家。第二天早晨，路上也没有多少破碎的啤酒瓶。
二：足球的深长意味
破碎的啤酒瓶，堪称国家队获胜的标志。在德国队在4/1决赛取胜的后一天，路上布 满着玻璃碎片。德国与葡萄牙的比赛，按我看来应该算是今年欧锦赛最精彩的赛事。裁判吹硝结束比赛时，喜悦与惊异的感情在我心理交织在一起：谁想到前不久输给克罗地亚的国家队竟然会逆转局面？真是刮目相看。特别是中卫施魏因施泰格(Schweinsteiger)，进了一个球，助攻了另外两个进球，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了。
值得一提的是，受到媒体采访时，德 国的”足球皇帝“贝肯鲍尔也称赞了国家队的表现；这就是说，一道来自足球“内阁“的”谕旨“宣 告了”陛下”的赞同。对大臣（教练）和左右诸侯（足球员）来说，得到“天子”的认可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每个球将的能力来看，德国队无疑比不上葡萄牙队，但是，德国队的“品德”是其 强项所在：刚毅、团结力、纪律。据德国媒体称，这些“品德”体现着德国人的民族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国家在经济、文化、科学上的成就与这些“品德”不无关系。为什么媒体敢这么说？因为欧锦赛毕竟是个广受关注的大众活动（每场比赛的收视率为数三千万左右，相当于全部人口的八分之三），男女老少不分贵贱地都爱看球；如果媒体将国家队与德国人的” 品德“一口气地说出，就是一个博得人心的手段，有助于畅销期刊并提高收视率。同时，”品德“之类的说法也带有爱国主义色彩；国家与国家队的自豪绝对是密不可分的。
足球的深长意味，与好色也有一点关系。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卫施魏因施泰格的模特儿 女友。在每场国家队比赛，这名金发碧眼的少妇都会给心爱的男友捧场。看到她婷婷袅袅地站在看台上，像天使一般温柔地微笑着，真是令人百看不厌的美。施魏因施泰格进球的时候，她总是一副眉飞色舞的表情，连比进球还好看。鉴于大部分球迷是男子，淑女的魅力对收视率起到一定的作用。葡萄牙比赛之后，她赶到球场边线，与刚刚脱掉T血的施魏因施泰格拥抱一下，仿佛一对鸳鸯在鸟窝里做爱似的。那一镜头，电视频道拍了五分钟之久，似乎让所有的观众成为窥阴癖者。
在大赛露面的大碗儿，并不止于模特儿，还包括政治人物。德国与奥地利进行比赛 时，施魏因施泰格因前一场比赛吃了红牌儿而被禁止参赛，从而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旁观。他的座位恰好靠近国家总理梅克尔的；在这种情况下，总理不失时机地搭讪拜仁慕尼黑的小将，向他说几句欣慰的话，以便让德国人知道国家队“深深地藏在总理的心里”。哎呀， 我们的政治人物简直太狡猾了！
三: 我与足球的恋爱
我关注足球比赛，大概有20年之久，对国家队的热衷，从小已有之。隔两年的锦标 赛，可谓我生命的小里程牌。1994年，仅有11岁的我在华盛顿的罗伯特•肯尼迪体育场有幸现场观看巴西队与德国队的友谊比赛。那天首次踏入体育场时，从硬椅远眺球队在绿油油的草坪上追跑那一白晃晃的小球，真是一览无余，终身难忘。当日，巴西先领先3-0，而在下半场比赛，德国队还扳成3-3平。
1998年，世界杯在法国举行，我趁着暑假还参加了法国与克罗地亚的半决赛；因为德国队在前一轮输给克罗地亚队而没有达到半决赛，看球时心理又兴奋又难过。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不久高中毕业的我正在巴西一家非盈利机构从事教育工作。为了看现场直播的国家队比赛，我与一些德国同胞连日熬夜了。每当进球了，我们突然跳起舞来，大声呐喊，大概叫醒了不少气愤的邻居。
德国队与韩国队的半决赛，却发生在早餐时分。我到了一个面包店边吃饭边看球；因为该家位于一个贫民区，总是有一些酗酒的男子不管早上晚上都要喝酒。与那些酩酊大醉的下九流人物一起欣赏德国队的巨胜，真是有点古怪！
岁月如梭，2004年读完大一之后，我在上海的一家报社当实习生。由于时差，半夜才有比赛。那时，恰逢葡萄牙欧锦赛。有一次，我打车到了一家国际宾馆的墨西哥式酒吧， 与一名来自柏林的建筑师一起看国家队的比赛。当夜，国家队输给了一支十分糟糕的球队，陷入了低谷。打车回家时，我真的有点难过。
相对来说，2006的德国世界杯好玩得不得了。在这里和大家讲述我的所见所闻，恐怕说来话长。半决赛被传播时，我跟巴基斯坦女友一起去了柏林的国会大厦附近，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看球。站在群众中看球，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当时空前热烈的足球情绪。意大利队进球时，我就像一把利剑刺穿了心窝一般苦痛。拉美球迷说得对：足球，乃生命的一切。
四：小杀手拉姆
德国与土耳其队的半决赛，与4/1决赛的情形截然不同，其意义比前几场比赛也更大 一些。这是因为德国人与土耳其人的关系比较复杂：早在50年代，一群又一群土耳其人应德国政府的邀请迁移到德国打工，导致土耳其人在异国落地生根，不久成为德国为数最多的外来人口。
历来认为，土耳其移民的社会地位一向偏低，失业率一向偏高。由于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口格格不入，他们经常蒙受德国人的成见。在某些地方，这种事情早就成为了正常性的现象。尽管如此，但近年来略有好转：民族融合的策略取得了一些成就，而且第二三代土耳其移民的身价也有所提高，使得大家抱有更大的希望。
在这一背景下，此次半决赛给大家一个提倡德国人与土耳其人和谐共处的良好机遇。半决赛进行时，特别是在柏林的公共场所，德土双方的交往确实很友好。这一可喜的局面，肯定有利于加深彼此的友谊，向全世界表示当代德国是个文化多元化的国度。
然而，在球场上，两支球队拼得非常凶。尤其是在比赛的最后20分钟，说场上“战火纷乱”并不过分了。比赛之前，德国队以嗤之以鼻的态度来对待被冠以“黑马”的土耳其队。的确，从实际能力的角度来看，德国队具有不容小觑的优势。可是，到了比赛，土而其的奋斗精神和积极性却给对手惹了莫大的麻烦。最终，小杀手拉姆进了一个球，给比赛画上圆满的句号。见于拉姆前不久犯了一个严重的防守失误，他卷土重来进球，令我记起西部片的报仇之举。
五：再评价国家队
无论如何，德国队在半决赛的表现并不好，问题重重，错漏百出。我认为，2008年的国家队倒没有2006年世界杯队伍那么好；尽管新教练勒夫在继任克林斯曼之后尽其所能来维持国家队的高水平，但他没有克林斯曼在身边就“孤掌难鸣”。克林斯曼和勒夫在世界杯后分道扬镳，至今仍是个令人疑惑的决定。
在2006年的世界杯，勒夫的理性和雷打不动的气质，加上克林斯曼的激情、积极性和风度，互补所缺少的能力，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克林斯曼的带领下，国家队在短短两年之内迈进明显的进步：克林斯曼把一支以防守为主的球队塑造成一支攻守兼施的现代性队伍，真令人惊叹不已。
然而，今年欧锦赛的球队显然退步了一些，德国球员的拼抢依靠太多的身体，依靠太多的冲撞，非常的鲁莽。在六场比赛中受六个进球，一定太多了。如果说后卫原来构成一张保卫球门的铁幕，现在则是个易于撕毁的绸幕。
说起前锋，留着山羊胡的库兰伊糟得连我六岁的外甥女也拿他玩笑。对于戈麦斯，他怎么踢也踢不进球。巴拉客倒踢得不错（在奥地利比赛中，他讯雷不及淹耳挑过门将进門），就是没有在切儿西踢球那么快捷。没有活泼的小将波多尔斯基和施魏因施泰格，达到决赛不过是个白日梦而已。
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说得不错：从历史上来看，七八十年代的德国队，还是精彩无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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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2008-07-04 17:09:25
1989年秋，在一次难忘的夜里，柏林墙轰然倒塌，瞬时改写了现代欧洲的历史命运。当时，我只是个七岁的小胖吨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所德国小学读书，哪儿知道柏林市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冷战和苏联是什么。可是，在两德统一的第二天，我却成为这段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
老布什总统听到柏林墙被推倒后，他喜不自禁地宣布了民主主义的巨胜，并且决定了在白宫的玫瑰花园里举行一次隆重的庆祝仪式。除了邀请一大批有权、有钱、有名的嘉宾之外，他还让其秘书给我校打个电话，请小学校长挑选十几个活泼好动的小朋友们组成合唱团，一同赴白宫演唱一些耳熟能详的德国民歌。对那名年已不惑的校长来说，在我校经过了20年的风雨，忍受了无数儿童日复一日的喧闹和恶作剧，因而去白宫跟老布什碰个头，真是他一生不可错过的机遇。他致力动员全校的教师尽快招集音乐 人才，导致了一天以后“白宫合唱团”的成立。虽然我的嗓音比公鸡还难听，但我不管好歹也被选择参与这支“一夜而成”的”快男超女”队伍。有意思的是，当校长定团员制服为一种名为”Lederhosen“的皮制短裤, 我的母亲很恼火，坚决拒绝让我穿上这套”乡下农民“的传统服装。最后，我就穿了一套西装，在合唱团中别具一格。
到了白宫，我们这些小孩子紧张得鼻子眼睛都挤到一块了。我仍记忆犹新，当日天晴了，天空湛蓝，阳光照得刺眼，花园里的玫瑰艳丽不已，形成一派迷人的景色。我们的”白宫合唱团“登上几张摆在草地上的铁凳子，双双小腿都在摇动着，在观众断断续续的掌声下演唱了一些前一天仓促排练的歌曲。虽然不好听，但我们合唱团简直太可爱了。歌演完了，老布什拉着他的小狗慢步走过来，大声祝贺我们的演唱成功。孩子们挺喜欢那只小狗，马上就蹲着在草地上摸着它的毛发，老布什也随从他们的意愿蹲下来。而我则不好意思地站在老布什背后，一边看同学摸着狗，一边观望花园的景观。过了一阵，老布什返回花园大门前的舞台，发表了一次如今铭刻在史书上的演讲，称柏林墙倒塌事件为人类自由的胜利，还说东德、东欧国家经过40多年的沧桑巨变后终于迈向民主主义的大道 。
几年后，我渐渐地想起，当天站在老布什背后时，何不趁机踢他的屁股一脚？如此，岂不就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小学生？尤其是近年来，小布什在政坛上采取怎么那么多荒唐的举动，让我时不时想到89年的事而感到更为遗憾。
毫无疑问，我与柏林的最初认识，跟老布什总统的屁股有着一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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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柏林
2008-01-24 13:27:02
要是向中国读者们描述家庭教育在中国的形式，那就不简单了，更何况在德国这一文化底蕴截然不同的国家。而且，家庭教育在历史潮流中变化无常，我在八十后时期的成长经历，与长辈、祖辈的略有差异。如今，我们处于全球化、资本化、媒体化时代，家庭教育随之应变，大致再也受不到宗教礼仪、传统风俗、道德原则的局限性。这未必意味着我们不能好好教养现时儿童，而更是指我个人的立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德国人，关于极为复杂的德国家庭教育，我只能发表一些主观的意见罢了。
因为我的德国父母都在美国整整工作了28年，而且在家里曾有巴西阿姨照顾我，我并不算是个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德国小伙子。当然，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上了一所德国学校，16岁时又搬回德国去上完高中，但是，这些情况也不足以让我融入德国社会主流。我从小就养成“国际化”的气质，对美国土地怀着归属感，又对德国人怀着亲切感，哪怕巴西葡萄牙语的轻柔声调也酷爱听。也许，我的出身有一点独特，可是，见于德国的跨国公司不可胜数，而且众多德国家庭于西特勒专制政府时期曾经出国逃难，像我一般的“德侨”并不罕见。随着“纯粹”的德国人越来越少，“德侨”也愈来愈多，这就是大势所趋。
尽管带有”德侨“身份，但我依然能将德国家庭教育作出概观。我先通过一些个人经历来介绍德国家庭教育的基本形式。然后，依靠我的历史学历来分析这种形式的历史起因。
“严谨”与“理性”
据说，德国家庭教育以“严谨”与”理性“为显著特点。根据我个人经历，这种说法比较准确。首先，德国父母尽早让儿童养成自我、自主的独立精神。年龄到了两岁，儿童一般顽固得不得了，“不要”两个字常常挂着在口头上。此时，德国父母以为“不要”的含义是“我自己能干，妈妈爸爸甭管”，从而对孩子的态度会变得稍微冷漠一些，在父母和孩子之间拉开距离。心理学家指出，孩子说“不要”，不过是一种调皮的举动，他实际上舍不得父母的关心，父母对他冷漠，肯定不免让他遭遇内心伤害。比如，父母带孩子到操场玩耍时，孩子会说”我能自己玩儿，我没事”，随后陪同一些小朋友们向远处跑去，德国父母就允许他走。不过，实际上，孩子一直在回头瞧着父母，见不到他们跟着走，他可能觉得又害怕又难过。经过这件事，德国孩子迫不得已养成独立精神，但内心也会封闭起来。年龄到了十岁以上，在满地烂泥的球场上奔来跑去也好，在喧嚣的大街上赛跑自行车也好，在幽暗的森林中露营也好，他们大胆地面临外面的世界。这种性格有所好处，比如，德国孩子善于合作，怀有团体精神，喜欢参与球队或者乐队。不过，这种积极性也表示，德国孩子需要补充父母给他们留下来的心里空虚。
其次，德国父母不让孩子随心所欲地说心里话。倘若孩子发泄、发怒、发牢骚、发哭声，父母会令他“控制自己”，因为觉得控制不住表情的孩子不懂分寸。如此，孩子会养成自控的能力，过分克己，控制不住自己就不妨感到内疚。结果，这种“能忍则忍”的心态使德国人的内心情绪与向外表态隔离了。
此外，德国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时候，习惯谈到比较正式的话题，诸如历史、哲学、文艺、时事等等。如此，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德国儿童就会讨论乃至“雄辩”抽象的话题。我认为，这种沟通方式与别国文化格格不入，因为无论是拉美国家的“温柔”还是东方的“中庸”，都偏重于交流的“形式”（即礼仪、言辞、表态），德国则重视说话的“内容”。中国人请德国人一起吃饭时，这一问题尤其突出：中国人不嫌麻烦地敬酒、倒茶、点菜，德国人则愿意讨论敏感的社会课题，罗嗦得哪怕一盘菜也吃不光！言归正题，德国人的沟通方式与上述的内心伤害密切相关。胸怀郁闷时，德国人就会用讨论话题的方式来间接地表达心绪。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常说”我“，而一般说“人家“。这样，即便说出心里话，也不用承认所说的是自己的心情。
追究历史缘由
德国家庭教育的“严谨”与“理性”，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我来说，自古以来，德国民族一直沿用类似的家庭教育方式，甚至可以追溯到千秋的古罗马帝国时代。当时，虽然德国地大人多，东南西北的民族不同、风俗各异，但早在公元98年，古罗马作家塔西伦（Tacitus)的《日耳曼国》一文仔细叙述了日耳曼民族家庭教育的集体性质。塔西伦提出，在日耳曼家庭中，父母的孩子教养极为严谨。男孩儿不到10岁时就要陪同父亲去森林里武松打虎地狩猎，从而养成阳性、勇气、以及团体精神。姑娘则呆在家里帮母亲忙着家务，行为孝顺、性情朴素，到了18岁才谈起恋爱，嫁给出身同等贵贱的男子。到了战争爆发的生死关头，男人就利用他们童年狩猎时学到的技巧来杀害敌人，女人则站着在战场旁边大声捧场。塔西伦还认为，这些风俗与日耳曼国的寒冷气候略有关系。寒气使人的气质冷漠，性情朴素，言行耿直。
其实，塔西伦不曾动身渡过莱茵河亲眼观察日耳曼民族的实际情况，反而在遥远的罗马城里坐在写字台前，根据将军、商贾、游者的见闻撰写了一个半真半假的传奇性故事。他并不以客观为目的，而更想将边疆异族的原始社会对照地中海的高度文明。当时，罗马帝国被奢侈、腐败、淫荡一些歪风邪气渗透，与日耳曼的严谨和朴素成对比。
尽管《日耳曼国》的大部分内容毫无根据，但塔西伦关于家庭教育的评价还有一分道理。通过数百年的不断演变，即便德国渐渐成为发达社会，其家庭教育的核心精神始终没有改变。16世纪初，德国教士马丁路德(Luther)在北欧地区启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德国家庭教育深受宗教改革风气的影响。德国父母让孩子勤学勤劳，遵守纪律，每周日按时拜访教堂。
接着，自17世纪至19世纪， 随着普鲁士王国强大起来，家庭教育与军队教育日益相似，父母借鉴严紧军纪的榜样以教养孩子。另外，德国在科学、哲学领域中走在前锋，父母与学校教师一起着力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使得德国教育变得越来越”理性“。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的德国史学家格外重视古希腊和古罗马，又重新精读《日耳曼国》，以此文为事实。甚至，当时的著名史学家Muller博士还提倡，古代德国的家庭教育应该作为新一代德国父母的模范。我认为，纳粹党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实现的法西斯教育体制，无疑以普鲁士王国为前身。
二战后，德国成为民主国家，尤其是在60年代的学生运动之后，父母比以前更开放一点，让孩子谈恋爱，参加晚会，穿牛仔裤。而且，家庭教育走向消费文化。百货市场连绵不断地建起，变成德国家庭的游乐场所，大幅度提高了孩子对玩具、糖果、游戏的需求。此外，出去干活儿的母亲逐年增多。说起我的个人经历，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我在家里非常自由。可惜的是，我周一至周五天天都要看电视来泡时光。屏幕上过目的东西，我都觉得很时尚，到了周末，父母在业余时间带我去买到那些电视上的东西。也许，父母溺爱孩子，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跟孩子一起过的时光远远不够了。
除了这些变化之外，现代德国家庭教育与宗教教条、政府宣传拉开了距离。说起宗教，我和我两个姐姐都不信教，而用一种“个人伦理”来取而代之。奇怪的是，大姐嫁给一个信仰诚恳的德国医生，从而决定为女儿施洗礼。父母对信仰的不同意见，有时会引起冲突。
总之，德国家庭教育的事情，确实说来话长。虽然“严谨”与“理性”的特点古今皆有，但其具体形式不断在变化。通过我个人的故事，再加上历史上的故事，恳切希望让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德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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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西交流
2007-11-23 01:38:05
近日，我惊讶地发现，随着奥运会临近，北京的市貌正在受到翻天覆地的改造。据说，“China” 之说没错，因为全国城市都在“拆”。而且，拆掉旧楼之后，取而代之清一色是西式大厦。上周五，在一家位于东三环中路的律所进行面试时，我从四十楼的高处往下观望三环对面的央视大厦工程。在一股尘雾之中，工人像一群蚂蚁似的忙忙碌碌, 手握住锤头在歪七斜八的铁栏上喧嚣地锤打。有些报道预测，央视大厦将会独具匠心，因为由那名曾建筑国家剧院的法国建筑师设计的。见到央视大厦的“骷髅”结构在空中倾斜，却有点儿恐怖。我朋友的单位以前在央视，他怕在新大厦工作太危险，所以说：“好在早就辞职了！”我开玩笑说，难道一些央视员工在那座大厦里不会晕倒吗？以后，他们可能宁愿辞职，也不再去那儿上班！
试问，北京的高楼大厦不就够多了吗？难怪“迁都”的提议正在引起轩然大波。 能源问题不止，我也想知道，高楼随处建起，原来的居民跑到哪儿去了？政府提供的赔偿合算吗？土地使用权由谁来划拨？
上周日，我同两个韩国朋友去闲逛靠近西单的金融街。觑着眼凝望着一座座崭新的银行高楼时，我就觉得这派景色与伦敦Canary Wharf金融区竟然大同小异。 由于周末休息，人行道空无人烟，呈现出沉静的景象，仿佛我们万里迢迢地来到另一个星球上的城市。 在高楼的阴影下，只有几个工人忙着种花儿。
接着，我们徐步走向一家新开的高等购物中心，见到门前摆设了一片整齐而繁茂的绿地草木，好似一块搁浅在混凝土“沙漠”中的小绿洲。在马路对面，则见到一系列咖啡厅与西式餐馆。走入购物中心观光时，我脚底踩着大理石的地板，手指摸着一盆毫无香味的塑料花儿。商店橱窗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Gucci、Louis Vuitton之类的优质名牌产品，价格比英国还高几倍！不多时，我们发觉到大部分商店连一个顾客都没有。在Calvin Klein店里，耀眼的服务员身穿黑衣，有资格当模特儿，但都无事可做，有些发愣的表情 。
这家购物中心，使我记起小时候在美国华盛顿郊区去买东西的地方。但是，历来认为，在中美两国，购物中心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二战后，由于美国实力庞大、经济繁荣、“崇拜现代主义”风靡一时，消费文化就大行其道，购物中心应运而生。但在21世纪的中国，“后现代论”早就揭露了消费文化的浮躁与虚假。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仅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根本比不上。如此看来，中国人为何还要拜访“购物庙”？我认为，中国人不应模仿美国人，为了享受生活而花金如土。
当日下午在金融街，我们还走入一家TGI Friday 餐馆吃午餐。在宽敞的餐厅里没有多少来客，在一列空空荡荡的木制桌子上仅仅摆着刀叉与餐纸。墙上挂着几件带有美国特色的装饰物，诸如Kennedy的照片, 猫王的光盘，Babe Ruth的棒球等等，真是目不暇接。我吃了墨西哥饼，喝了一大塑料杯冰红茶，体味了美洲的“粗”与“大”。我开玩笑说：既然中国产业让墨西哥工人失业，墨西哥人何不来到中国当厨师？
吃完了，我们在星巴克品尝了几杯拿铁咖啡。我想起，这大概是当代中国的茶馆，少数老茶馆则是游客蜂拥的旅游胜地 。
哎呀，京都的沧桑巨变，确实不无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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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杂记
2007-11-22 22:39:20
如果说我这个前不久大学毕业的小伙子“下海”了，那么，我还是漂浮着在海面上。我最近得了一分编辑工作，即到明年三月份修正一本中国社会科学书的英文版本，但这不过是暂时性职位而已。为了脱出“没活儿干”的窘境，我最近决定启程去中国求职。上周三，我就坐飞机来到北京进行几次提前预约的面试。通过几次面试后，虽然有获职的可能性，但还没有确定，就业前景还是一片茫然。
不过，这次来京却也有一些可喜之处。首先， 和我八月份上次来京的炎夏天气相比，清秋则舒服多了，虽然外头冷得浑身发抖，但空气新鲜 ，气氛寂静，多么宜人。特别是傍晚时分，我可以一个人在德胜门外附近小巷里散散步，观赏街景，悠然自得而神闲气定。 清晨，我也很喜欢躺在暖烘烘的床被下，品啜一杯热腾腾的巴西咖啡，“浩身自好”地忘乎外头的熙熙攘攘，像古人一般从容闲读一回《红楼梦》，肚子饿了才出去买一提肉包子。
此外，我习惯下午跟一些北京老友见见面，喝杯绿茶，侃侃大山，泡泡时光。吃晚餐时，北京烤鸭也好，火锅也罢，美味佳肴无所不有。周一晚上，我与一个江苏朋友在阜城门一带吃了一顿丰饶的鄂餐。点菜时，那个朋友问：“你会吃辣么？”我就笑着回答：“说起辣味儿呢，我原来怕辣，后来不怕辣，现在就怕不辣！”他笑了一番，便点了好几份麻辣辣的菜走上来，吃下几口我就感到清秋之寒变成戈壁沙漠之热！只不过，我还是勉强吃。那个朋友大声赞道：“你就像水浒的李逵，很能吃！”
在北京，吃饭的感受有时比饭菜的口味还重要一点。比如，上周四，我到了距东直门不远的草园胡同，在一个新装修的四合院里参加一次晚会。吃饭时，我发现在这家“百合素食坊”吃不到荤菜，就不禁叹了一口气。不过，在那个古色古香的宅家里呆着，随便从周围的书架上拿出书本泛读一番，就给我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别看饭不好吃，这家餐馆洋溢着文气、雅气。
除了吃饭外，周末晚上还可以出去玩一趟。因为首都正旺盛一时 ，娱乐所随之繁衍起来，夜景璀璨夺目。在北师大留学时，我曾每周一夜在北三环一家佤族酒吧登场演唱，如此交了不少乐友。这次来京，我则去三里屯一家闹嚷嚷的地下俱乐部蹦迪，在亮闪闪的舞台上跟着节拍摇动屁股，玩得痛快不已！虽然挥霍无度，但见于人民币如此便宜，我门老外还能受得起吧。
总的来讲，纵然应聘尚未成功，在“土洋合一”的北京，也起码可以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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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杂记
2007-11-06 06:12:09
英中交流，在中西交流中不容忽略。自从英国海商17世纪原先抵达中国，一直到香港的回归，两国在外贸、外交等领域上经过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当然，正如英美、德法、巴阿、中日等两国关系一般，英中交流是一把双刃剑。
在一方面，英中两国有一种“双赢”的关系。在外交上，香港的顺利回归与 “一国两制”试验，应该算是英中双方在共同努力下所取得的成果。对教育来说，每年有成千上万个中国学生赴英留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毕业后流连忘返，在英国落地生根。同样，在京、沪、奥等地方留学的英国人日益增多。在商业上，虽然英国海关不断在发现涉嫌非法入境的中国人，但长期留在英国的中国人都相当出息。在大陆，英国公司的驻华分支机构近年也开始繁衍起来。说起文化，尽管有些华人难以融入英国的主流社会，但孔子学院、中国文化节等活动依然有助于加深英中双方的友谊。
在另一方面，历史留下了许多不灭的痕迹。据我说，由于中国人一般都重视历史，认为历史与民族精神密切相关，鸦片贸易、不平等条约、租赁土地一系列标志着英国霸权主义的历史往事，令很多中国人仍然满心悔恨，从而不特别喜欢英国人。
我的一个英国朋友说，当他去年在河北旅游时，一个当地商人请他吃饭，端着好几盘佳肴走上来，两人聊得不错，气氛又平和又友好。但是，吃饱后，那个商人居然说：“你们英国人，我其实不太喜欢。历史就是这样。” 我的朋友有一点纳闷：中国人请他吃饭，又坦诚地说不喜欢英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社会中两种相辅相成的变迁：随着社会迈向开放化，人民的国际意识也走向清醒。换句而言，崛起的中国想了解世界、欢迎世界，但也想走出西欧国家“后殖民主义”思想的阴霾。
英中交流，显得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也许，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少注意重大的社会课题，而多观察英中交流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形势。为此，我们可以查看文学，尤其是近代作家老舍写作的《英国人》一文。
此散文，是我在看老舍作品选时意外发现的宝石。众所周知，老舍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其话剧《茶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等著作里精细描绘了京都的风俗文化、大街小巷、来龙去脉。但除此之外，青年的老舍也曾动身出国，于1925去英国明翰大学留学。1936年，他曾动笔叙述了他眼中的英国人。如今，我住在英国整整四年了，对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得到了粗略的认知，从而对此文深感兴趣。《英国人》一文并不长，但短短几千字的内容精简、文笔简朴，表现出老舍的优秀文才。老舍似乎用他对北京人的微观视觉以详细观察英国人。
读完后，我对文中的一些意见感到颇有共鸣，对另一些意见则看不见得。反正，此文肯定激起了我的反思。 在下面，我想将老舍的论点对照一下我自己在英国的经历。
《英国人》的开头够有意思：“据我看，一个人即使承认英国人民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和他们交朋友。” 就我个人经历来说，跟英国人交朋友确实不容易。在四年中，我有过英国同学、同屋、乐友等等，但从来没有交过亲切的英国朋友。有些英国人的素质不错，再加上我和他们都有个好人缘，但我们的关系一到了成为好朋友的阶段，几乎每次都碰钉子了。
这是为什么？老舍也考虑了这一点。首先，他认为英国人“万事不求人，也不乐意帮忙，帮助你，也不一定是朋友”。而且，英国人的“礼貌体面是武器，不亲热”。其次，他跟英国人一起玩乐时，“不可肥马轻裘友共之”，而且“不能拿他当作吃喝不分的朋友”。由此，老舍跟英国人“不交朋友，” 但他“不能不佩服”。
老舍的见解不完全准确，可是有一分道理。就我而言，即便我与一些英国人有着互帮相助的关系，也不意味着我们是好朋友。而且，英国人决不要丢面子，即使感觉你有点不对劲，也不会当面告诉你。另外，我跟英国人往往一起聚会、吃饭、喝酒，但好好玩儿一趟之后，我们的关系仍是比较疏远。何况“聚餐交友”的中国人，交到英国朋友还更难！
此外，老舍说英国人对其国语骄傲得看不起外国人的英语水平。而且，英国人在他看来有太多规矩，并且以为“不懂规矩就野蛮”。对此，我不以为然。老舍既以偏概全，又深受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性。其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大学生，包括老舍的明翰大学同学，大体上有高层阶级乃至贵族出身，从而说一口高雅的英语、遵守许多规矩。其二，既然当时的英国帝国庞大，老舍的同学大致怀有一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优越感。如此看来，周围老舍的人轻视外国人的英语与规矩，这就是怪不得的。
如今，时过境迁，英国人再也没有帝国的优越感，而且在很多方面进一步开放化了。除了嘲笑美式口音之外，英国人一般会接受各种“南腔北调”的英语。另外，他们也不一定规规矩矩办事。
在文中，老舍也提到英国人的社交话题。他认为，英国人有“好多不许说的事情”：家，职，政治，宗教。我不同意这一意见。对于“职”与“政治”，英国人并不拘束，反而格外坦率。尤其是在周五下班时间，他们照常坐在Pub酒吧里边喝边谈，埋怨老板是个阎王老子、布朗首相是个笨蛋什么的。就“宗教”来说，许多英国人现在再也不信基督教。不过，应该承认，与英国人谈论宗教的事不太对劲。 “家”这一话题，确实不要随意提到。但这不限于英国，而是西方国家一律遵守的规矩。
老舍最有意思的论点，一定是关于英国人的世界观。他提出，英国人“不爱听大同，四海兄弟，而一步一步慢慢走，守旧，狡猾，但深信常识很宝贵”。这意味着，在上世纪初，尽管英国帝国在全世界占有广大的殖民地，但英国人不喜欢争论国际大事，而更想闹笑话、讲故事，保持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生活常识。
在九一一袭击事件发生后的21世纪，英国人的世界观显得不再是像老舍描述的那样。英国人天天晚上开电视看国际新闻，并且特别关注伊斯兰分子欲参战、驻伊英军进行反恐活动的消息。也许，失去了帝国实力、面临恐怖危害，英国人的心理负担比以前更沉重。他们迫不得已以目光投向海外世界。
总之，老舍用以小看大的写作方式，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英国人》一文谈不及社会课题，而从日常琐事、人际交往的角度来描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的形象。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眸当时的英国人，多少有了一点历史的沧桑之感。不过，不管老舍的意见对不对，新鲜还是老套，最重要的还是，老舍不自以为是，反而非常谦虚。他承认，文中的“意见很简单”，“大概没有妥当的地方”。在结尾，他提醒读者，“概括的论断免不了危险的”。
在探讨中西交流上，我们应该借鉴老舍的榜样。
我想知道，中国读者如何看待老舍关于英国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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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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