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5 12:34:50
近年来，北京市飞速发展的奇迹，主要是体现在其日新月异的市容市貌上。壮观的商场，耸立的高楼，宽敞的街道，乃是北京新时代的标志。翻天覆地的巨变，不免引起一些争议的声音：尤其是外国记者，经常痛惜地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北京将过多的文化宝藏给毁灭得彻彻底底，市政将南罗鼓乡、鼓楼大街一带的胡同才完整地保留下来， 只是亡羊补牢而已。在书虫，一家以外国顾客为主的咖啡厅与书店，最近也可以买到一系列追寻老北京的文化遗迹的书籍，据说畅销得洛阳纸贵。见于书虫位于工程遍地的三里屯，而且专门服务于那些舍不得手机、笔记本和大众车的白领阶层们，”老北京“之说，哪怕只能流于形势。
或许，谈到现代城市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不如将“街头文化”这一现象进而探讨。街头文化，即一种在公共场所的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它将社会上种种人物当成戏子，使得日常生活成为一个妙趣横生的剧本。街头文化，既不是市政或房企所能控制住的，又不是文化机构或媒体所能注意到的。实际上，街头文化若有若无，变化无常，让人难以看透。
如果说街头文化是老百姓自然而然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那么，公共场所就是它的博物馆。公共场所是个多元化的空间，包括公园、街道、广场等地方在内。但是，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街头文化，并不出现在街头上的公共场所，而发生在地下的通道上，因为在这个类似于小屋子的地方，随时都有人走进来走出去，形成异常活跃的场面。在通道的四面墙壁、四方出口之中，我们可以观察众多市民的日常生活。
距我家最近的地下通道，就在朝阳门内，具体位置在朝外南街与吉市口路的十字路口。在通道的西南出口，就是人寿大厦，因为那里有印刷店、健身房、和咖啡厅，所以我几乎天天都要穿过那个地下通道。自从今年一月底搬到朝阳区以来，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微妙的变化：表面上，似乎还是老样子的，但是，要是将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一一记下的话，却可以写成一本称为“地下通道杂记”的小书。
在地下通道，正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当初来到这里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街头乐手的演出。早上，在人家赶上班的时分，老有一名满头银发的老头在东南与西南出口之间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吹笛子，好像是东北的民歌，真是动听不已。瞧一瞧那老头脸上的皱纹，就可以看得出许多坎坷人生的痕迹，笛子所吹出来的旋律，似乎在讲述一辈子的见闻。到了晚上，则有一个二十多岁的歌手在同样的地方亮相，边弹吉他边唱流行歌曲，向前不久下班的市民提供了一些免费的娱乐，又给北京的夜生活添加了一分魅力。可惜的是，在奥运来临之际，这两名街头乐手竟然消失了，大概是他们被禁止演出的原因。不过，在残奥闭幕之后，近日又有新乐手出台。上周三晚上，我听到了一个外国男子在东南出口吹苏格兰风笛，声音非常之大，令人惊叹不已！他的演奏风格，让我回想到奥运开幕式的苏格兰乐队。
除了舞台之外，地下通道也作为一个不正规的小商场。在通道的两侧，总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摊商做一些小买卖，在几张铺在水泥地上的地毯上摆设着多种多样的服饰，特别是银耳环和玉镯。当然，这些都是劣质的杂货，比不上雅秀市场的产品，但地下通道的摊商都很耐劳，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坐在那里等待顾客。有时，摊商的小孩子也跟父母坐在一起售货。
最近，还有一名皮肤晒黑的先生在通道的东北出口提供“速画”的服务。为了引起过路人注目，他展示了他的一些作品，清一色是美女的黑白头像。显然，其作品很一般，一点色彩都没有。可是，这没关系，因为这名小艺术家心里有数：他所卖出的毕竟是他画画儿的速度，而不是高雅的艺术。对那些争分夺秒的市民来说，穿过通道时可以顺便坐下歇一会儿，过了五分钟后就能拿上新画出来的头像，这样又方便又好玩儿。也许，画儿还可以作为礼物，晚上回家送给老公老婆，是多么浪漫的事！
有趣的是，到了晚上十点钟，在摊商收拾货物回家之后，一批身穿运动服的小伙子们还会跑进来四打四地踢足球，使通道瞬间变成球场。 他们让四件T恤作为球门框，四面墙壁作为球场的界限，在这块临时的球场上不要命地奋斗。撞到硬实的墙壁也没问题，似乎受伤是这场比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离谱的是，除了足球场以外，通道还是滑板运动的赛场。恰好在傍晚时分人最多的时候，滑板者不顾一切的滑进来，奔来跑去，跳东跃西，不懈地训练用一些匪夷所思的伎俩，让周围的人不妨摇摇头。不过，我还是觉得，如果这些小伙子能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下课能出来玩儿一趟，发泄心理的压力，倒是可以谅解的。
对一些公共卫生员来说，地下通道也是一个家。在通道的西南面，有一扇小小的铁门，门开着时就可见里面有一个鄙陋的小屋子，屋里设有一张桌、一把椅子、一台电视和各种各样的卫生工具。卫生员休息的时候，经常会看一点电视，有时还请一些朋友过来跟他们侃侃大山。今年五月份，在通道的东北出口，还暂时住有一些被委托建盖出口台阶屋顶的外地工人。他们住在外面一个军队帐篷里，帐篷旁边设有一个移动厕所。这一局面，与周边的繁荣地带真是天壤之别。
如此多的人来到地下通道演出、画画儿、做买卖、打球、滑板、乃至居住，应该是一把双刃剑。咱们先谈到弊端吧。地下通道里各种活动，就意味着市民缺乏公共空间，因而不得不集中在这个窄小的地方。奥运后的朝阳区，显而易见是个与发达国家水平同等的市区，到处种花儿，人行横道打扫得一干二净，交通有秩序等等。但是，朝阳区的空间设计得不太人性。若市民想休闲，除了跑到朝阳公园或者楼下的小区之外，只有消费才能够享受舒适的休闲环境。假设朝阳区多盖一些草坪场地，岂不是一件好事吗？从另一角度来看，与全国大城市的繁荣地带一样，朝阳区也要面临中国的现实，那就是，市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还是非常明显。一般来说，公共场是外地工人和下流社会的天地，而上流市民则宁愿多花一点钱，也不“呆在外面”。
当然，我在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在西方，绝大部分市中心或者有靠近教堂和市政部门的欧式广场，或者像纽约、柏林那样设有一个巨大的公园。这些现象，起源于基督教、启蒙时代的理念。而在中国，东城西城的市场、四方八面的城门、横竖交叉的大街小巷才是古代城市遗留下来的公共场所。追溯历史的脉络，就会发现城市空间的结构与一代一代的民间风俗息息相关。
尽管如此，但我们还得承认，自文革以来，像北京南城天桥一般的公共空间日益罕见，而且相声、算命等各种杂技随之消失了。今年六月份，我抽出了时间去了一趟天桥凑热闹，到那里却扫兴地发现，除剧院外，所谓的“天桥”是个文化沙漠。随着时光的变迁，北京的公共场所也失去了很多色彩。
同时，地下通道的活动也让我很乐观。凡是让老百姓随便交流的地方，对社会和谐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北美南美的大城市不同，北京市中心没有真正的贫民窟或少数民族簇拥的地方，从而比较安全。我相信，崛起的中国将会发展出越来越好的公共场所与街头文化。地下通道，就是个良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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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杂记
2008-07-30 19:20:19
国家与国家队：回顾今年欧锦赛的德国足球热潮 一：
因足球而发疯 6月29日晚上，德国足星踏上维也纳体育场的草地，排成1－4－5－1阵容的队伍，准 备面对强大的西班牙队。在德国，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坐在忽悠忽悠的电视屏幕前，急不可待 地期待比赛的开场。早在午饭时分，全国四角的城镇和村落洋溢着足球热潮的热闹气氛，大 街小巷熙熙攘攘，到处有人聚一聚喝喝酒，吃吃饭，聊聊天，唱唱歌。甚至有些酷爱足球的 粉丝，整天坐在一起不懈地讨论当晚决赛的方方面面；从谈话中可以听得出，绝大多数德国 人过于自信，直言不讳地断言德国队会打败对手，夺冠而归。只有一小部分人保持理性的态 度，说历史上德国队在决赛曾迭遭失败（2002年输给巴西队，1986年被阿根廷队所淘汰），从而获胜并不容易，冠军奖品虽在眼前但咫尺天涯。
不论乐观还是悲观，我们德国人 对一个实事都非常骄傲：国家队已经到了欧锦赛的煞尾，通过几乎一个月的曲折与巨变，在 蜿蜒的山道上终于爬上了巅峰。回望经过的路程，可见一系列铩羽而归的强队，包括意大 利、法国、荷兰 ... 决赛的那一天，只有两支球队还在虎视眈眈地瞄准冠军奖品。
众所周知，在关键时刻，德国队吹了。在90分钟的激烈奋斗当中，西班牙队的小将像 孙悟空一般快捷地奔来跑去，用其轻巧的小脚把球传来传去，而德国队则”腿长莫及“，怎么跑也跑不上那一滚来滚去的足球，甚至有些大将也一塌糊涂地乱跑，使得原先整整齐齐的阵容渐渐地分散而呈现出一场混乱的形势。显然，德国队把握不住比赛的局面；这样看来，1比0的结局，还是给我们留点面子的。
当晚，我同老友托拜厄斯和另一些哥们儿在西柏林Schoeneberg市区Kleistpark地铁站一带的一家小酒吧看球。该家酒吧有一个特点，即其黄红色的铁制楼房原来作为一辆又长又窄的地铁车厢，现在则设有一张酒吧台和几张木桌，给来宾一种如似喝着酒乘坐地铁的感觉，令人乐而忘返。再说，因为我们在该家也看了德国队4/1决赛的胜利，所以抱有迷信，在这里看球会给国家队带来好运气。
为了准备传播欧锦赛，酒吧在后院还设置了一张大型银幕，并且在银幕前摆设了十来排木坐凳子，形成一种类似于德式“啤酒花园”的传统布局。决赛传播时，院子里挤得人满为患，宾客穿着黑红黄色的国家队制服，双手高举国旗，唧唧喳喳地评说比赛，时不时还大嗓門地唱起歌来。
前几天，当德国队以3-2的比分打败葡萄牙队时，每当德国队进球之后，我在酒吧的后院里喜不自禁地跑了一大圈儿，接着疯疯癫癫地拥抱了一棵树，使得树枝摇动得绿叶凋零。可惜的是，德国队在决赛中连一个球也没有打进， 结果我也未能重演足球疯子的角色。
其实，足球疯子不限于我一个人。举托拜厄斯为例，他平时在大学当文学副教授，享 有“君子”的美声，但国家队的大赛也会引起他的心律“失常“：比赛即将开场时，他不惮穿上一套国家队制服，戴上带有国旗颜色的“巫婆”帽子，好似小丑一般表演着愚昧可笑的样子。开车时，他还会把国旗夹入大众车的后窗上，若路边有行人注意到国旗在风中晃动着的景象，托拜厄斯就开窗满面笑意地打个招呼，直到跟他一同乘车的老婆焦急得抓紧他的肩膀， 警告他非要小心开车，不然会出事。
有时，足球疯子也具有讨女人喜欢的魅力。葡萄牙比赛的那一天，我和托拜厄斯坐在 另一家酒吧里消遣。那里的小姐是个妩媚的佳人，没想到点酒时，她居然问托拜厄斯可不可以借给她那套”可爱“的“巫婆”帽子试戴一遍。尽管托拜厄斯是个心满意足的丈夫，但在热辣辣的姑娘面前，他陡然成为调情高手，边递给姑娘他的帽子，边说一些甜言蜜语。
话说回来，决赛结束了，众多德国人悲痛万分。我们不得不承认，连”愚公移山“的国家队早晚也必然落马。我们默默无声地看了电视上传播自马德里市广场的镜头：一大群西班牙人大声欢呼，眼睛充满着激动，他们的狂欢，反而让我们更加消沉。
午夜，我还前往西柏林著名的购物街Kurfurstendamm，走路时惊讶地发现，前几个小时尚热闹闹的局面，现在却人烟寥寥，只见一批球迷在荒凉的人行横道上蹒跚地走回家。第二天早晨，路上也没有多少破碎的啤酒瓶。
二：足球的深长意味
破碎的啤酒瓶，堪称国家队获胜的标志。在德国队在4/1决赛取胜的后一天，路上布 满着玻璃碎片。德国与葡萄牙的比赛，按我看来应该算是今年欧锦赛最精彩的赛事。裁判吹硝结束比赛时，喜悦与惊异的感情在我心理交织在一起：谁想到前不久输给克罗地亚的国家队竟然会逆转局面？真是刮目相看。特别是中卫施魏因施泰格(Schweinsteiger)，进了一个球，助攻了另外两个进球，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了。
值得一提的是，受到媒体采访时，德 国的”足球皇帝“贝肯鲍尔也称赞了国家队的表现；这就是说，一道来自足球“内阁“的”谕旨“宣 告了”陛下”的赞同。对大臣（教练）和左右诸侯（足球员）来说，得到“天子”的认可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每个球将的能力来看，德国队无疑比不上葡萄牙队，但是，德国队的“品德”是其 强项所在：刚毅、团结力、纪律。据德国媒体称，这些“品德”体现着德国人的民族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国家在经济、文化、科学上的成就与这些“品德”不无关系。为什么媒体敢这么说？因为欧锦赛毕竟是个广受关注的大众活动（每场比赛的收视率为数三千万左右，相当于全部人口的八分之三），男女老少不分贵贱地都爱看球；如果媒体将国家队与德国人的” 品德“一口气地说出，就是一个博得人心的手段，有助于畅销期刊并提高收视率。同时，”品德“之类的说法也带有爱国主义色彩；国家与国家队的自豪绝对是密不可分的。
足球的深长意味，与好色也有一点关系。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卫施魏因施泰格的模特儿 女友。在每场国家队比赛，这名金发碧眼的少妇都会给心爱的男友捧场。看到她婷婷袅袅地站在看台上，像天使一般温柔地微笑着，真是令人百看不厌的美。施魏因施泰格进球的时候，她总是一副眉飞色舞的表情，连比进球还好看。鉴于大部分球迷是男子，淑女的魅力对收视率起到一定的作用。葡萄牙比赛之后，她赶到球场边线，与刚刚脱掉T血的施魏因施泰格拥抱一下，仿佛一对鸳鸯在鸟窝里做爱似的。那一镜头，电视频道拍了五分钟之久，似乎让所有的观众成为窥阴癖者。
在大赛露面的大碗儿，并不止于模特儿，还包括政治人物。德国与奥地利进行比赛 时，施魏因施泰格因前一场比赛吃了红牌儿而被禁止参赛，从而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旁观。他的座位恰好靠近国家总理梅克尔的；在这种情况下，总理不失时机地搭讪拜仁慕尼黑的小将，向他说几句欣慰的话，以便让德国人知道国家队“深深地藏在总理的心里”。哎呀， 我们的政治人物简直太狡猾了！
三: 我与足球的恋爱
我关注足球比赛，大概有20年之久，对国家队的热衷，从小已有之。隔两年的锦标 赛，可谓我生命的小里程牌。1994年，仅有11岁的我在华盛顿的罗伯特•肯尼迪体育场有幸现场观看巴西队与德国队的友谊比赛。那天首次踏入体育场时，从硬椅远眺球队在绿油油的草坪上追跑那一白晃晃的小球，真是一览无余，终身难忘。当日，巴西先领先3-0，而在下半场比赛，德国队还扳成3-3平。
1998年，世界杯在法国举行，我趁着暑假还参加了法国与克罗地亚的半决赛；因为德国队在前一轮输给克罗地亚队而没有达到半决赛，看球时心理又兴奋又难过。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不久高中毕业的我正在巴西一家非盈利机构从事教育工作。为了看现场直播的国家队比赛，我与一些德国同胞连日熬夜了。每当进球了，我们突然跳起舞来，大声呐喊，大概叫醒了不少气愤的邻居。
德国队与韩国队的半决赛，却发生在早餐时分。我到了一个面包店边吃饭边看球；因为该家位于一个贫民区，总是有一些酗酒的男子不管早上晚上都要喝酒。与那些酩酊大醉的下九流人物一起欣赏德国队的巨胜，真是有点古怪！
岁月如梭，2004年读完大一之后，我在上海的一家报社当实习生。由于时差，半夜才有比赛。那时，恰逢葡萄牙欧锦赛。有一次，我打车到了一家国际宾馆的墨西哥式酒吧， 与一名来自柏林的建筑师一起看国家队的比赛。当夜，国家队输给了一支十分糟糕的球队，陷入了低谷。打车回家时，我真的有点难过。
相对来说，2006的德国世界杯好玩得不得了。在这里和大家讲述我的所见所闻，恐怕说来话长。半决赛被传播时，我跟巴基斯坦女友一起去了柏林的国会大厦附近，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看球。站在群众中看球，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当时空前热烈的足球情绪。意大利队进球时，我就像一把利剑刺穿了心窝一般苦痛。拉美球迷说得对：足球，乃生命的一切。
四：小杀手拉姆
德国与土耳其队的半决赛，与4/1决赛的情形截然不同，其意义比前几场比赛也更大 一些。这是因为德国人与土耳其人的关系比较复杂：早在50年代，一群又一群土耳其人应德国政府的邀请迁移到德国打工，导致土耳其人在异国落地生根，不久成为德国为数最多的外来人口。
历来认为，土耳其移民的社会地位一向偏低，失业率一向偏高。由于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口格格不入，他们经常蒙受德国人的成见。在某些地方，这种事情早就成为了正常性的现象。尽管如此，但近年来略有好转：民族融合的策略取得了一些成就，而且第二三代土耳其移民的身价也有所提高，使得大家抱有更大的希望。
在这一背景下，此次半决赛给大家一个提倡德国人与土耳其人和谐共处的良好机遇。半决赛进行时，特别是在柏林的公共场所，德土双方的交往确实很友好。这一可喜的局面，肯定有利于加深彼此的友谊，向全世界表示当代德国是个文化多元化的国度。
然而，在球场上，两支球队拼得非常凶。尤其是在比赛的最后20分钟，说场上“战火纷乱”并不过分了。比赛之前，德国队以嗤之以鼻的表态对待被冠以“黑马”的土耳其队。从实际能力的角度来看，德国队具有不容小觑的优势。可是，到了比赛，土而其的奋斗精神和积极性却给对手惹了莫大的麻烦。最终，小杀手拉姆进了一个球，给比赛画上一个让人欣慰 的句号。见于拉姆刚才犯了一个严重的防守失误，他卷土重来进球，令我记起西部片的报仇之举。
五：再评价国家队
无论如何，德国队在半决赛的表现并不好，问题重重，错漏百出。我个人认为，2008年的国家队倒没有2006年世界杯队伍的实际能力；尽管新教练勒夫在继任克林斯曼之后尽其所能来维持国家队的高水平，但他没有克林斯曼在身边就“孤掌难鸣”。克林斯曼和勒夫在世界杯后分道扬镳，一直到现在仍是个令人疑惑的果断。
在2006年的世界杯，勒夫的理性和雷打不动的气质，加上克林斯曼的激情、积极性和风度，互补所缺少的能力，作为一个理想的合作关系。在克林斯曼的带领下，国家队在短短两年中快速进步了：克林斯曼把一支以防守为主的球队塑造成一支攻守兼施的现代性队伍。
然而，今年欧锦赛的球队显然退步了一些，德国球员的拼抢依靠太多的身体，依靠太 多的冲撞，非常的鲁莽。在六场比赛中受六个进球，一定太多了。如果说后卫原来构成一张保卫球門的铁幕，现在则是个易于撕毁的绸幕。
说起前锋，留着山羊胡的库兰伊糟得连我六岁的外甥女也拿他玩笑。戈麦斯也没有希望，怎么踢也踢不进球。巴拉客倒踢得不错（在奥地利比赛中，他讯雷不及淹耳挑过門将进門），就是没有在切儿西踢球那么灵活。没有活泼的小将波多尔斯基和施魏因施泰格，达到决赛不过是个白日梦而已。
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说得好：从历史上来看，七八十年代的德国队，还是精彩无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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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2008-07-04 17:09:25
1989年秋，在一次难忘的夜里，柏林墙轰然倒塌，瞬时改写了现代欧洲的历史命运。当时，我只是个七岁的小胖吨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所德国小学读书，哪儿知道柏林市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冷战和苏联是什么。可是，在两德统一的第二天，我却成为这段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
老布什总统听到柏林墙被推倒后，他喜不自禁地宣布了民主主义的巨胜，并且决定了在白宫的玫瑰花园里举行一次隆重的庆祝仪式。除了邀请一大批有权、有钱、有名的嘉宾之外，他还让其秘书给我校打个电话，请小学校长挑选十几个活泼好动的小朋友们组成合唱团，一同赴白宫演唱一些耳熟能详的德国民歌。对那名年已不惑的校长来说，在我校经过了20年的风雨，忍受了无数儿童日复一日的喧闹和恶作剧，因而去白宫跟老布什碰个头，真是他一生不可错过的机遇。他致力动员全校的教师尽快招集音乐 人才，导致了一天以后“白宫合唱团”的成立。虽然我的嗓音比公鸡还难听，但我不管好歹也被选择参与这支“一夜而成”的”快男超女”队伍。有意思的是，当校长定团员制服为一种名为”Lederhosen“的皮制短裤, 我的母亲很恼火，坚决拒绝让我穿上这套”乡下农民“的传统服装。最后，我就穿了一套西装，在合唱团中别具一格。
到了白宫，我们这些小孩子紧张得鼻子眼睛都挤到一块了。我仍记忆犹新，当日天晴了，天空湛蓝，阳光照得刺眼，花园里的玫瑰艳丽不已，形成一派迷人的景色。我们的”白宫合唱团“登上几张摆在草地上的铁凳子，双双小腿都在摇动着，在观众断断续续的掌声下演唱了一些前一天仓促排练的歌曲。虽然不好听，但我们合唱团简直太可爱了。歌演完了，老布什拉着他的小狗慢步走过来，大声祝贺我们的演唱成功。孩子们挺喜欢那只小狗，马上就蹲着在草地上摸着它的毛发，老布什也随从他们的意愿蹲下来。而我则不好意思地站在老布什背后，一边看同学摸着狗，一边观望花园的景观。过了一阵，老布什返回花园大门前的舞台，发表了一次如今铭刻在史书上的演讲，称柏林墙倒塌事件为人类自由的胜利，还说东德、东欧国家经过40多年的沧桑巨变后终于迈向民主主义的大道 。
几年后，我渐渐地想起，当天站在老布什背后时，何不趁机踢他的屁股一脚？如此，岂不就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小学生？尤其是近年来，小布什在政坛上采取怎么那么多荒唐的举动，让我时不时想到89年的事而感到更为遗憾。
毫无疑问，我与柏林的最初认识，跟老布什总统的屁股有着一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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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柏林
2008-01-24 13:27:02
要是向中国读者们描述家庭教育在中国的形式，那就不简单了，更何况在德国这一文化底蕴截然不同的国家。而且，家庭教育在历史潮流中变化无常，我在八十后时期的成长经历，与长辈、祖辈的略有差异。如今，我们处于全球化、资本化、媒体化时代，家庭教育随之应变，大致再也受不到宗教礼仪、传统风俗、道德原则的局限性。这未必意味着我们不能好好教养现时儿童，而更是指我个人的立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德国人，关于极为复杂的德国家庭教育，我只能发表一些主观的意见罢了。
因为我的德国父母都在美国整整工作了28年，而且在家里曾有巴西阿姨照顾我，我并不算是个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德国小伙子。当然，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上了一所德国学校，16岁时又搬回德国去上完高中，但是，这些情况也不足以让我融入德国社会主流。我从小就养成“国际化”的气质，对美国土地怀着归属感，又对德国人怀着亲切感，哪怕巴西葡萄牙语的轻柔声调也酷爱听。也许，我的出身有一点独特，可是，见于德国的跨国公司不可胜数，而且众多德国家庭于西特勒专制政府时期曾经出国逃难，像我一般的“德侨”并不罕见。随着“纯粹”的德国人越来越少，“德侨”也愈来愈多，这就是大势所趋。
尽管带有”德侨“身份，但我依然能将德国家庭教育作出概观。我先通过一些个人经历来介绍德国家庭教育的基本形式。然后，依靠我的历史学历来分析这种形式的历史起因。
“严谨”与“理性”
据说，德国家庭教育以“严谨”与”理性“为显著特点。根据我个人经历，这种说法比较准确。首先，德国父母尽早让儿童养成自我、自主的独立精神。年龄到了两岁，儿童一般顽固得不得了，“不要”两个字常常挂着在口头上。此时，德国父母以为“不要”的含义是“我自己能干，妈妈爸爸甭管”，从而对孩子的态度会变得稍微冷漠一些，在父母和孩子之间拉开距离。心理学家指出，孩子说“不要”，不过是一种调皮的举动，他实际上舍不得父母的关心，父母对他冷漠，肯定不免让他遭遇内心伤害。比如，父母带孩子到操场玩耍时，孩子会说”我能自己玩儿，我没事”，随后陪同一些小朋友们向远处跑去，德国父母就允许他走。不过，实际上，孩子一直在回头瞧着父母，见不到他们跟着走，他可能觉得又害怕又难过。经过这件事，德国孩子迫不得已养成独立精神，但内心也会封闭起来。年龄到了十岁以上，在满地烂泥的球场上奔来跑去也好，在喧嚣的大街上赛跑自行车也好，在幽暗的森林中露营也好，他们大胆地面临外面的世界。这种性格有所好处，比如，德国孩子善于合作，怀有团体精神，喜欢参与球队或者乐队。不过，这种积极性也表示，德国孩子需要补充父母给他们留下来的心里空虚。
其次，德国父母不让孩子随心所欲地说心里话。倘若孩子发泄、发怒、发牢骚、发哭声，父母会令他“控制自己”，因为觉得控制不住表情的孩子不懂分寸。如此，孩子会养成自控的能力，过分克己，控制不住自己就不妨感到内疚。结果，这种“能忍则忍”的心态使德国人的内心情绪与向外表态隔离了。
此外，德国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时候，习惯谈到比较正式的话题，诸如历史、哲学、文艺、时事等等。如此，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德国儿童就会讨论乃至“雄辩”抽象的话题。我认为，这种沟通方式与别国文化格格不入，因为无论是拉美国家的“温柔”还是东方的“中庸”，都偏重于交流的“形式”（即礼仪、言辞、表态），德国则重视说话的“内容”。中国人请德国人一起吃饭时，这一问题尤其突出：中国人不嫌麻烦地敬酒、倒茶、点菜，德国人则愿意讨论敏感的社会课题，罗嗦得哪怕一盘菜也吃不光！言归正题，德国人的沟通方式与上述的内心伤害密切相关。胸怀郁闷时，德国人就会用讨论话题的方式来间接地表达心绪。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常说”我“，而一般说“人家“。这样，即便说出心里话，也不用承认所说的是自己的心情。
追究历史缘由
德国家庭教育的“严谨”与“理性”，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我来说，自古以来，德国民族一直沿用类似的家庭教育方式，甚至可以追溯到千秋的古罗马帝国时代。当时，虽然德国地大人多，东南西北的民族不同、风俗各异，但早在公元98年，古罗马作家塔西伦（Tacitus)的《日耳曼国》一文仔细叙述了日耳曼民族家庭教育的集体性质。塔西伦提出，在日耳曼家庭中，父母的孩子教养极为严谨。男孩儿不到10岁时就要陪同父亲去森林里武松打虎地狩猎，从而养成阳性、勇气、以及团体精神。姑娘则呆在家里帮母亲忙着家务，行为孝顺、性情朴素，到了18岁才谈起恋爱，嫁给出身同等贵贱的男子。到了战争爆发的生死关头，男人就利用他们童年狩猎时学到的技巧来杀害敌人，女人则站着在战场旁边大声捧场。塔西伦还认为，这些风俗与日耳曼国的寒冷气候略有关系。寒气使人的气质冷漠，性情朴素，言行耿直。
其实，塔西伦不曾动身渡过莱茵河亲眼观察日耳曼民族的实际情况，反而在遥远的罗马城里坐在写字台前，根据将军、商贾、游者的见闻撰写了一个半真半假的传奇性故事。他并不以客观为目的，而更想将边疆异族的原始社会对照地中海的高度文明。当时，罗马帝国被奢侈、腐败、淫荡一些歪风邪气渗透，与日耳曼的严谨和朴素成对比。
尽管《日耳曼国》的大部分内容毫无根据，但塔西伦关于家庭教育的评价还有一分道理。通过数百年的不断演变，即便德国渐渐成为发达社会，其家庭教育的核心精神始终没有改变。16世纪初，德国教士马丁路德(Luther)在北欧地区启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德国家庭教育深受宗教改革风气的影响。德国父母让孩子勤学勤劳，遵守纪律，每周日按时拜访教堂。
接着，自17世纪至19世纪， 随着普鲁士王国强大起来，家庭教育与军队教育日益相似，父母借鉴严紧军纪的榜样以教养孩子。另外，德国在科学、哲学领域中走在前锋，父母与学校教师一起着力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使得德国教育变得越来越”理性“。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的德国史学家格外重视古希腊和古罗马，又重新精读《日耳曼国》，以此文为事实。甚至，当时的著名史学家Muller博士还提倡，古代德国的家庭教育应该作为新一代德国父母的模范。我认为，纳粹党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实现的法西斯教育体制，无疑以普鲁士王国为前身。
二战后，德国成为民主国家，尤其是在60年代的学生运动之后，父母比以前更开放一点，让孩子谈恋爱，参加晚会，穿牛仔裤。而且，家庭教育走向消费文化。百货市场连绵不断地建起，变成德国家庭的游乐场所，大幅度提高了孩子对玩具、糖果、游戏的需求。此外，出去干活儿的母亲逐年增多。说起我的个人经历，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我在家里非常自由。可惜的是，我周一至周五天天都要看电视来泡时光。屏幕上过目的东西，我都觉得很时尚，到了周末，父母在业余时间带我去买到那些电视上的东西。也许，父母溺爱孩子，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跟孩子一起过的时光远远不够了。
除了这些变化之外，现代德国家庭教育与宗教教条、政府宣传拉开了距离。说起宗教，我和我两个姐姐都不信教，而用一种“个人伦理”来取而代之。奇怪的是，大姐嫁给一个信仰诚恳的德国医生，从而决定为女儿施洗礼。父母对信仰的不同意见，有时会引起冲突。
总之，德国家庭教育的事情，确实说来话长。虽然“严谨”与“理性”的特点古今皆有，但其具体形式不断在变化。通过我个人的故事，再加上历史上的故事，恳切希望让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德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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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西交流
2007-11-23 01:38:05
近日，我惊讶地发现，随着奥运会临近，北京的市貌正在受到翻天覆地的改造。据说，“China” 之说没错，因为全国城市都在“拆”。而且，拆掉旧楼之后，取而代之清一色是西式大厦。上周五，在一家位于东三环中路的律所进行面试时，我从四十楼的高处往下观望三环对面的央视大厦工程。在一股尘雾之中，工人像一群蚂蚁似的忙忙碌碌, 手握住锤头在歪七斜八的铁栏上喧嚣地锤打。有些报道预测，央视大厦将会独具匠心，因为由那名曾建筑国家剧院的法国建筑师设计的。见到央视大厦的“骷髅”结构在空中倾斜，却有点儿恐怖。我朋友的单位以前在央视，他怕在新大厦工作太危险，所以说：“好在早就辞职了！”我开玩笑说，难道一些央视员工在那座大厦里不会晕倒吗？以后，他们可能宁愿辞职，也不再去那儿上班！
试问，北京的高楼大厦不就够多了吗？难怪“迁都”的提议正在引起轩然大波。 能源问题不止，我也想知道，高楼随处建起，原来的居民跑到哪儿去了？政府提供的赔偿合算吗？土地使用权由谁来划拨？
上周日，我同两个韩国朋友去闲逛靠近西单的金融街。觑着眼凝望着一座座崭新的银行高楼时，我就觉得这派景色与伦敦Canary Wharf金融区竟然大同小异。 由于周末休息，人行道空无人烟，呈现出沉静的景象，仿佛我们万里迢迢地来到另一个星球上的城市。 在高楼的阴影下，只有几个工人忙着种花儿。
接着，我们徐步走向一家新开的高等购物中心，见到门前摆设了一片整齐而繁茂的绿地草木，好似一块搁浅在混凝土“沙漠”中的小绿洲。在马路对面，则见到一系列咖啡厅与西式餐馆。走入购物中心观光时，我脚底踩着大理石的地板，手指摸着一盆毫无香味的塑料花儿。商店橱窗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Gucci、Louis Vuitton之类的优质名牌产品，价格比英国还高几倍！不多时，我们发觉到大部分商店连一个顾客都没有。在Calvin Klein店里，耀眼的服务员身穿黑衣，有资格当模特儿，但都无事可做，有些发愣的表情 。
这家购物中心，使我记起小时候在美国华盛顿郊区去买东西的地方。但是，历来认为，在中美两国，购物中心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二战后，由于美国实力庞大、经济繁荣、“崇拜现代主义”风靡一时，消费文化就大行其道，购物中心应运而生。但在21世纪的中国，“后现代论”早就揭露了消费文化的浮躁与虚假。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仅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根本比不上。如此看来，中国人为何还要拜访“购物庙”？我认为，中国人不应模仿美国人，为了享受生活而花金如土。
当日下午在金融街，我们还走入一家TGI Friday 餐馆吃午餐。在宽敞的餐厅里没有多少来客，在一列空空荡荡的木制桌子上仅仅摆着刀叉与餐纸。墙上挂着几件带有美国特色的装饰物，诸如Kennedy的照片, 猫王的光盘，Babe Ruth的棒球等等，真是目不暇接。我吃了墨西哥饼，喝了一大塑料杯冰红茶，体味了美洲的“粗”与“大”。我开玩笑说：既然中国产业让墨西哥工人失业，墨西哥人何不来到中国当厨师？
吃完了，我们在星巴克品尝了几杯拿铁咖啡。我想起，这大概是当代中国的茶馆，少数老茶馆则是游客蜂拥的旅游胜地 。
哎呀，京都的沧桑巨变，确实不无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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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杂记
2007-11-22 22:39:20
如果说我这个前不久大学毕业的小伙子“下海”了，那么，我还是漂浮着在海面上。我最近得了一分编辑工作，即到明年三月份修正一本中国社会科学书的英文版本，但这不过是暂时性职位而已。为了脱出“没活儿干”的窘境，我最近决定启程去中国求职。上周三，我就坐飞机来到北京进行几次提前预约的面试。通过几次面试后，虽然有获职的可能性，但还没有确定，就业前景还是一片茫然。
不过，这次来京却也有一些可喜之处。首先， 和我八月份上次来京的炎夏天气相比，清秋则舒服多了，虽然外头冷得浑身发抖，但空气新鲜 ，气氛寂静，多么宜人。特别是傍晚时分，我可以一个人在德胜门外附近小巷里散散步，观赏街景，悠然自得而神闲气定。 清晨，我也很喜欢躺在暖烘烘的床被下，品啜一杯热腾腾的巴西咖啡，“浩身自好”地忘乎外头的熙熙攘攘，像古人一般从容闲读一回《红楼梦》，肚子饿了才出去买一提肉包子。
此外，我习惯下午跟一些北京老友见见面，喝杯绿茶，侃侃大山，泡泡时光。吃晚餐时，北京烤鸭也好，火锅也罢，美味佳肴无所不有。周一晚上，我与一个江苏朋友在阜城门一带吃了一顿丰饶的鄂餐。点菜时，那个朋友问：“你会吃辣么？”我就笑着回答：“说起辣味儿呢，我原来怕辣，后来不怕辣，现在就怕不辣！”他笑了一番，便点了好几份麻辣辣的菜走上来，吃下几口我就感到清秋之寒变成戈壁沙漠之热！只不过，我还是勉强吃。那个朋友大声赞道：“你就像水浒的李逵，很能吃！”
在北京，吃饭的感受有时比饭菜的口味还重要一点。比如，上周四，我到了距东直门不远的草园胡同，在一个新装修的四合院里参加一次晚会。吃饭时，我发现在这家“百合素食坊”吃不到荤菜，就不禁叹了一口气。不过，在那个古色古香的宅家里呆着，随便从周围的书架上拿出书本泛读一番，就给我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别看饭不好吃，这家餐馆洋溢着文气、雅气。
除了吃饭外，周末晚上还可以出去玩一趟。因为首都正旺盛一时 ，娱乐所随之繁衍起来，夜景璀璨夺目。在北师大留学时，我曾每周一夜在北三环一家佤族酒吧登场演唱，如此交了不少乐友。这次来京，我则去三里屯一家闹嚷嚷的地下俱乐部蹦迪，在亮闪闪的舞台上跟着节拍摇动屁股，玩得痛快不已！虽然挥霍无度，但见于人民币如此便宜，我门老外还能受得起吧。
总的来讲，纵然应聘尚未成功，在“土洋合一”的北京，也起码可以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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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杂记
2007-11-06 06:12:09
英中交流，在中西交流中不容忽略。自从英国海商17世纪原先抵达中国，一直到香港的回归，两国在外贸、外交等领域上经过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当然，正如英美、德法、巴阿、中日等两国关系一般，英中交流是一把双刃剑。
在一方面，英中两国有一种“双赢”的关系。在外交上，香港的顺利回归与 “一国两制”试验，应该算是英中双方在共同努力下所取得的成果。对教育来说，每年有成千上万个中国学生赴英留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毕业后流连忘返，在英国落地生根。同样，在京、沪、奥等地方留学的英国人日益增多。在商业上，虽然英国海关不断在发现涉嫌非法入境的中国人，但长期留在英国的中国人都相当出息。在大陆，英国公司的驻华分支机构近年也开始繁衍起来。说起文化，尽管有些华人难以融入英国的主流社会，但孔子学院、中国文化节等活动依然有助于加深英中双方的友谊。
在另一方面，历史留下了许多不灭的痕迹。据我说，由于中国人一般都重视历史，认为历史与民族精神密切相关，鸦片贸易、不平等条约、租赁土地一系列标志着英国霸权主义的历史往事，令很多中国人仍然满心悔恨，从而不特别喜欢英国人。
我的一个英国朋友说，当他去年在河北旅游时，一个当地商人请他吃饭，端着好几盘佳肴走上来，两人聊得不错，气氛又平和又友好。但是，吃饱后，那个商人居然说：“你们英国人，我其实不太喜欢。历史就是这样。” 我的朋友有一点纳闷：中国人请他吃饭，又坦诚地说不喜欢英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社会中两种相辅相成的变迁：随着社会迈向开放化，人民的国际意识也走向清醒。换句而言，崛起的中国想了解世界、欢迎世界，但也想走出西欧国家“后殖民主义”思想的阴霾。
英中交流，显得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也许，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少注意重大的社会课题，而多观察英中交流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形势。为此，我们可以查看文学，尤其是近代作家老舍写作的《英国人》一文。
此散文，是我在看老舍作品选时意外发现的宝石。众所周知，老舍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其话剧《茶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等著作里精细描绘了京都的风俗文化、大街小巷、来龙去脉。但除此之外，青年的老舍也曾动身出国，于1925去英国明翰大学留学。1936年，他曾动笔叙述了他眼中的英国人。如今，我住在英国整整四年了，对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得到了粗略的认知，从而对此文深感兴趣。《英国人》一文并不长，但短短几千字的内容精简、文笔简朴，表现出老舍的优秀文才。老舍似乎用他对北京人的微观视觉以详细观察英国人。
读完后，我对文中的一些意见感到颇有共鸣，对另一些意见则看不见得。反正，此文肯定激起了我的反思。 在下面，我想将老舍的论点对照一下我自己在英国的经历。
《英国人》的开头够有意思：“据我看，一个人即使承认英国人民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和他们交朋友。” 就我个人经历来说，跟英国人交朋友确实不容易。在四年中，我有过英国同学、同屋、乐友等等，但从来没有交过亲切的英国朋友。有些英国人的素质不错，再加上我和他们都有个好人缘，但我们的关系一到了成为好朋友的阶段，几乎每次都碰钉子了。
这是为什么？老舍也考虑了这一点。首先，他认为英国人“万事不求人，也不乐意帮忙，帮助你，也不一定是朋友”。而且，英国人的“礼貌体面是武器，不亲热”。其次，他跟英国人一起玩乐时，“不可肥马轻裘友共之”，而且“不能拿他当作吃喝不分的朋友”。由此，老舍跟英国人“不交朋友，” 但他“不能不佩服”。
老舍的见解不完全准确，可是有一分道理。就我而言，即便我与一些英国人有着互帮相助的关系，也不意味着我们是好朋友。而且，英国人决不要丢面子，即使感觉你有点不对劲，也不会当面告诉你。另外，我跟英国人往往一起聚会、吃饭、喝酒，但好好玩儿一趟之后，我们的关系仍是比较疏远。何况“聚餐交友”的中国人，交到英国朋友还更难！
此外，老舍说英国人对其国语骄傲得看不起外国人的英语水平。而且，英国人在他看来有太多规矩，并且以为“不懂规矩就野蛮”。对此，我不以为然。老舍既以偏概全，又深受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性。其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大学生，包括老舍的明翰大学同学，大体上有高层阶级乃至贵族出身，从而说一口高雅的英语、遵守许多规矩。其二，既然当时的英国帝国庞大，老舍的同学大致怀有一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优越感。如此看来，周围老舍的人轻视外国人的英语与规矩，这就是怪不得的。
如今，时过境迁，英国人再也没有帝国的优越感，而且在很多方面进一步开放化了。除了嘲笑美式口音之外，英国人一般会接受各种“南腔北调”的英语。另外，他们也不一定规规矩矩办事。
在文中，老舍也提到英国人的社交话题。他认为，英国人有“好多不许说的事情”：家，职，政治，宗教。我不同意这一意见。对于“职”与“政治”，英国人并不拘束，反而格外坦率。尤其是在周五下班时间，他们照常坐在Pub酒吧里边喝边谈，埋怨老板是个阎王老子、布朗首相是个笨蛋什么的。就“宗教”来说，许多英国人现在再也不信基督教。不过，应该承认，与英国人谈论宗教的事不太对劲。 “家”这一话题，确实不要随意提到。但这不限于英国，而是西方国家一律遵守的规矩。
老舍最有意思的论点，一定是关于英国人的世界观。他提出，英国人“不爱听大同，四海兄弟，而一步一步慢慢走，守旧，狡猾，但深信常识很宝贵”。这意味着，在上世纪初，尽管英国帝国在全世界占有广大的殖民地，但英国人不喜欢争论国际大事，而更想闹笑话、讲故事，保持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生活常识。
在九一一袭击事件发生后的21世纪，英国人的世界观显得不再是像老舍描述的那样。英国人天天晚上开电视看国际新闻，并且特别关注伊斯兰分子欲参战、驻伊英军进行反恐活动的消息。也许，失去了帝国实力、面临恐怖危害，英国人的心理负担比以前更沉重。他们迫不得已以目光投向海外世界。
总之，老舍用以小看大的写作方式，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英国人》一文谈不及社会课题，而从日常琐事、人际交往的角度来描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的形象。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眸当时的英国人，多少有了一点历史的沧桑之感。不过，不管老舍的意见对不对，新鲜还是老套，最重要的还是，老舍不自以为是，反而非常谦虚。他承认，文中的“意见很简单”，“大概没有妥当的地方”。在结尾，他提醒读者，“概括的论断免不了危险的”。
在探讨中西交流上，我们应该借鉴老舍的榜样。
我想知道，中国读者如何看待老舍关于英国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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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西交流
2007-10-31 21:58:33
我良久没发表文章，大致让一些读者很失望，在此深表歉意。我今年夏季刚刚大学毕业，一旦步出象牙塔，便要忙碌找工作，故日复一日地坐在电脑前向四方发送简历，有时也穿上西装到伦敦市中心与雇人进行interview，忙得没来得及写博客。
在求职的过程中，我时不时想到司马迁太史的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 货殖列传》，在汉武帝时期出炉，由于大声地鼓吹商贾的博弈精神，在当时儒学的主流思潮中别具一格，并使司马迁蒙受内宫的尖锐讽刺。在《汉书》一文中，后汉太史班固辩驳《货殖列传》的观点，并用此以批评司马迁的全部思想。不过，后世有人澄清了儒士对《货殖列传》的模糊认识，使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得以恢复名誉。
那么，读者会说，远古的《史记: 货殖列传》，如今仍有意义吗？诚然，此文颇受汉代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另一方面，它的一些人物与现象，还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有一些平民放弃农业，在匈奴边界通过边贸而脱贫致富。另外，汉代中叶，中原地区曾有大规模的纺织厂家。而且，司马迁也描写汉代经济繁荣的负效应，如妓女淫乱、富人贪玩、官僚腐败等等。
试问，在现今的“金融时代”，难道中国没有此类现象吗？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贸业的创业者不可胜数，纺织工厂随处皆有，而且妓女、富翁、贪官也不少。据我说，中共在十七大大力推动的经济发展政策、珠三江工厂的打工流动人口、上海股市的炒股热潮，都足以证明中国仍旧是一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地。
可惜的是，文化领域也日趋商业化。结果，少有人还重视艺术、理想、信仰一系列有关精神生活的理念。最近，于丹著作的《庄子心得》、《论语心得》大行其道，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需要补充心里的空虚。但是，难道于丹也不就是为大赚几笔而炒作哲学吗？“国学热”的旗号，不就是一种畅销的窍门吗？
对于求职的事，我不想找一分以挣钱为目标的工作。作为一个热衷于文学和历史的人，我更想从事助人为乐、改善社会的业务。但是，就我校友的职位来说，几乎都是金融、企业之类的。难到我不得不随从大势所趋吗？
总之，我们正在面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两者同等重要，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大家轻视“精神文明”的价值。这一问题，大概也会让那批即将“下海”的中国毕业生困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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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2007-09-16 05:47:27
“中西交流”，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人进行交流。可是，这一活动说来容易，做来难。诚恳而深入的中西交流，古今中外实属罕见。有人说，问题在于风俗文化的不同；还有人给问题涂上“政治色彩”，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西方的民主主义对人民的思想发挥深远的作用，从而构成双方的交流障碍。我认为，问题未必如此严重，往往不过是交流方式不同而已。
对此，上周在辽宁大连举行的达沃斯经济国际论坛(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可以作为确凿的实例。即便达沃斯讨论的正式讨论有关国际性的课题，对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政治、企业、学界人物而言，其实也没有什么大意思，不如在走廊上忙碌，交换名片、聊会天儿。但是，此次在大连，由Forbes杂志亚洲编辑Steven Chandler主持的一场讨论却令人瞩目，主题为 “中国的软实力”。嘉宾由三位中国人、两位美国人构成，其中最有名的是《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兼《纽约时报》记者Thomas Friedman先生。Friedman的出席引起了观众的高度关注，尤其是中国记者不厌其烦地争夺了话筒向他提出问题。
讨论一开始，以左翼思想著称的Friedman，竟然大声夸张冷战后美国的庞大实力及其充当“世界警察”的重要角色。现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的李若谷先生，显得不以为然。他愤慨地反驳说，美国的实力够大了，为什么还要当作世界警察？李先生还斥责说，美国滥用外力以强加伊拉克走向民主之路，而不用“软实力”。他认为，最能用“软实力”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孙子兵法》之类的战术著作，为后代留下了千古不朽的智慧。他还说，中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就是以这种传统的 “软实力”为主。李先生的话，掀起轩然大波，中国观众拍手喝彩，西方观众则不声不响默默坐着。
后来，主持人Chandler表示，与颇具“软实力”的美国公司相比，中国大企业的董事不常受到外国记者的采访，因而对其公司的业务透明度不够了解。他用英语向一位中国嘉宾发问：“作为大公司的董事，您一年几次受到外国记者的采访？” 那位董事不敢正面回答问题了，而像历史教授一般用汉语讲述古代中国灿烂辉煌的“软实力”文化，最后才说他每年“无数次”与外国记者会见。Chandler反驳说：“‘无数次’是不可能的，请您具体说，最后一次与外国记者会见是什么时候？” 那位董事说，他前一天就跟许多外国记者进行访谈。Chandler说：“那么，您这种行为大概没有代表性。” 那位董事听到这句话，肯定不高兴了。
从上述的对话可以看得出，这场讨论的气氛不理想。问题何在？表面上，就是中美双方在政治、文化上有所分歧。Friedman先生自以为是地夸大美国实力，而中国嘉宾在“国学热”的影响下则过于歌颂中国传统文化的功绩，并且尖锐地批评美国的外交策略。
不过，据我说，问题未必在于此，而由交流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其一，嘉宾坐成一排，面对观众；据我所知，中国人宁愿面对面地坐着，或者坐成圈，而并不喜欢坐成一排，从而中国嘉宾感到稍微拘束一点。
其二，主持人不恰当。Chandler先生不会讲中文，又不了解中国人交谈的准则。他提问题直言不讳，而不用委婉而柔软的语气，从而得罪了中国嘉宾。
其三，嘉宾进行交流的目标不同。一个在德国生活几年的中国留学生曾经告诉我，中国人在交谈中“以和为贵”，呈奉着“能忍则忍，能让方让”的准则，而西方人则“以我为尊”，认为“该争就争，该闹就闹”。对这场达沃斯讨论而言，这种说法比较恰当。Chandler和Friedman以为当众讨论“软实力”的课题，目标应该是“中西争鸣”，所以他们说话直截了当。中国嘉宾则认为，讨论的目标是嘉宾交换意见、互相表示尊严，而不要“高谈阔论”。结果，李先生一听到Friedman的意见，大致不喜欢他的语气，因而愤愤不平地反驳了。同样，那位中国董事也不喜欢Chandler的语气，因而支吾其词，没有给Chandler说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Chandler向负责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的沙祖康先生提问，温家宝为何在演讲里每次都一股脑儿地重复“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这些理念？沙先生的回答出乎意料，说国家领导人的演讲原则，即说话严谨，千万不要随意炒作，不然会产生严重的误会。他补充说明，在中国，领袖不要自夸，因为不需要说服别人。我想，沙先生的发言，可能是全部讨论最深刻的，因为能够进一步表达中西之间的交流方式不同的一些问题。
最后，达沃斯讨论不成功的另一原因，就是中西嘉宾对“软实力”的理解不一致。中国嘉宾一概用中国传统文化以阐述中国“软实力”，而Friedman则将现代“硬实力”与“软实力”混合起来。显然，嘉宾所谈到的“软实力”不止一种形状。也许，沙先生的意见最正确，说这一概念原来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Joseph Nye) 1980年代末提出，因而属于西方思维,而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如“软实力”一般广泛应用的概念，往往模糊不清，确实能给说话者设置语言陷阱。我再来举一个例子。所谓的“民族”，此词在德国和中国稍有不同的含义。由于纳粹党三四十年代对犹太人、少数民族的罪恶累累，德国民族的历史抱负沉重，使“民族”的语境在德国人的心目中非常敏感。因此，如果中国人说“德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肯定会让一些德国人感到难受。那么，“民族”在中国恰恰相反，可能意味着“56个民族、56枝花”的多民族文化，或者作为“国民”的同义词。有意思的是，以赫尔德(Herder)、费希德 (Fichte)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者，于十八世纪首次着力提倡“民族精神” (Volksgeist)。后来，“民族精神”在某程度上启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雏形的爱国主义融为一体，民国时期极为流行。在二战后的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则深受知识分子的抗议。从此可见，“民族”在两国有着各异的含义。
总之，中西交流并不简单。我们要是想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除非态度开放、视野开阔，才能取得收获。通过达沃斯讨论的实例，恳切希望激起读者好好琢磨琢磨中西交流。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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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西交流
2007-09-09 00:32:14
在北京打车，我老习惯跟出租车司机闲扯。因为司机一般乐于交流，又有自我的看法，交谈总是比较有趣，使我下车后不妨笑一笑。最近，为了准备即将开幕的奥运会，诸多司机身边带上英文小册子，并且向外国乘客不懈地学习外国风俗文化。这一现象很可喜，表明中国百姓对外愈来愈开放。
不过，按照我的观察，出租车司机对外国文化的观点经常很片面。例如，司机一得知我是德国人，就会说出这么几句话：“德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德国人认真、努力。再说，德国汽车很好，德足很精彩。” 起初，这些夸赞的话足以奉承我，但是，反复听说之后，我渐渐地怀着反感。这是因为德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地方，并不能以一言概之。当然，大众汽车和德足都是该国的精粹，而且一部分德国人的人格素质也很好。可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特征，与国情少有关系。正如华人那样，德国人参差不齐，因各地风俗各异，城乡、老少有别等等，人与人就不同了。
不光出租车司机，连深有学问的中国人关于德国人也会有此类看法。我的一个美国朋友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如美国、俄罗斯、印度一系列大国那样，地大人多，国民由此重视国内情形，而对外事不太留意。这会使某些人对德国之类的小国有着以偏概全的观点。这种理论可能有一分道理。但是，难道这一问题如此简单吗？难道它与中西之间的文化误解没有关系吗？这一话题令舆论哗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想在此进一步粗略地探讨。
在古代的世界上，由于交通工具的不发达，人民很少离开自己的家乡,只能根据谣言和传说想象异乡的世界。至于中国与西欧，相距遥远，不便于深入交往，因此，彼此的认知颇有限、观点不切实乃至荒谬。举例说明，在明清代，虽然郑和“七下西洋”、徐霞客在国内进行地理考证，但许多中国学士尚视《山海经》“海外篇”所描述的野蛮人和怪物为真实，并且分世界为九州。同样，在欧洲，如《马可波罗游记》一般的东方游记真假混杂，充满“天方夜谭”，但是，许多启蒙思想家对此予以信任。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交通和媒体的现代化，世界各地人拉近距离，中西交流也空前频繁。诚然，所谓的“交流”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南京、辛丑等条约表现了西欧国家在中国扩张殖民的历史悲剧；而且，文革期间，中国政府因冷战冲突而又采取闭关政策。可是，自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来，中西双方增进互相理解、发展友好。况且，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两亿中国人、三亿欧洲人可以随时上网传播并得到消息，还有一部分人可以出国定居或游览。
尽管如此，在中西交流中，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多种彼此的观点仍然不太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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