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桔色工作服外罩着浅绿色围裙，黄而卷曲的长发披在身后，看起来，她不过二十岁出头。不过，判断台湾女人的年龄，我向来没有经验。这个社会鼓励一种故作的“可爱”——你早已嫁人生子，脸上还会露着少女式的脆弱，口称“我们女生”。

她是“八方云集”这家锅贴店的店员，除去招呼偶尔的客人，她一直在画口红，摆弄一台小数码相机。

“你等一下帮我拍照”... ]]>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053 Wed, 08 Feb 2012 21:52:21 GMT

一

“你是大陆来的游客吧？” 她伸出手来。

“是啊”。我握了她的手，有些意外。

她走过时，习惯性地与每个身旁的人微笑握手。因为拥挤，我正好被推到她身边。

这是2011年12月28日午后金门的水头码头。我在码头上已经晃悠了一阵，喝了便利店的咖啡，和同来的《联合报》的朋友闲聊了一阵，阳光灿烂，有轻微的风。我们在等待蔡英...

一

我在雕塑园中闲荡，夏日午后的台湾，有一种粘稠的热。如果仔细打量，你会发现标准化的雕像也有细微差别，而其中一些，甚至走样得离谱。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崇文国小的胸像，他的脸部完全凹进去了，还有一对大扇风耳，它不像浙江人蒋介石，倒像安徽人朱元璋。难道是因为屏东远离台北，对于蒋公的理解也更偏颇吗？

我记得曾荣鉴的反复叙说：要用美学眼光来看待它们。但美在哪里？专制创造美...

一

“我是从美学角度来看这些雕像的”，曾荣鉴说，“ 艺术家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把它们就这样丢弃，实在太浪费了。”

我们坐在桃园县政府的农林局长的办公室里，而此前，他是大溪镇镇长，连任十三与十四任。慈湖旁的蒋介石头雕塑公园，正是他一手推动的。

他消瘦、温和，穿着灰裤子、白色有领的短袖T恤，脚下是黑皮鞋，是一副自然的装扮。他出生于一九...

他站着、坐着、骑在马背上，他穿中山装、长衫、军装，他的手扬起、拄着拐杖、拿着书，他总是微笑着，除去偶尔的例外，也总是光着头。

慈眉善目的长者，这是他晚年自认的形象。多年来，不管多么独断专行、滥杀无辜，他却始终标榜自己动机的纯良，内心的无可奈何。

四十岁时，他达至人生的第一个高峰，至少在名义上，他统一了中国，是世界最年轻的领导者之一。五十五岁时，他与罗斯福、丘吉...

仅仅是看到这棕色的路牌，你也感到安慰。

我到过了散发臭气的工业区，看到了戒备森严的复工的工厂，几位志得意满的投资者，还有赔钱的生意人，还有人头攒动的劳工市场，他们目光迷离、又饥渴异常，随时把我这样的陌生人当作招工的老板，团团围住你。

像很多中国的城市，温州生长得太快，一切记忆都被迅速地铲平。一样的丑陋而喧嚣的高楼、令人窒息的行政区、零乱的马路，只不过这里更富有...

一

“现在说还有什么用，都没用了”，我们坐下的一刻，她这么说。

她还是把故事又说了一遍。

她穿着黑裤子，蓝色的线绒衣，短圆脸上除去皱纹，还有焦虑、冤屈与轻微的愤怒。一直到9月，她还是这个创业精神浓厚的城市的成功者，可能再度迎来新突破，她的工厂名字正是“腾飞”，她叫项碎兰。

对于她的人生前半段，她一句带过。而这也不是个追问的好时刻...

“你从来哪里来，国语这么标准？” 唱片店老板是个中年男子，眼睛特别大，态度温和，问话的语气里半好奇、半客套。

我在找江惠的唱片，特别想听她唱的《望春风》，这情感粘稠的台语歌，为我理解台湾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夏日午后的基隆港破败、沉闷，我漫无目的地闲荡。我走过海滨情人大道，它的名字令街道更显得暗淡、油腻，商铺大多关了门，而招牌像是经年未经洗刷。在一个半山的国小的...

一

米兰•昆德拉必不喜欢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政治化解读，在他看来，这无异于宣判一个作家的死刑。作家不再是个说故事的人，而变成了标语与口号的俘虏。流亡法国后，他刻意回避“异议作家”的身份，他用法语写作，想创造一个新身份。

他更不会接受对“中欧”、“东欧”这两个概念的含混用法。他会坚定地认定自己，还有之前提到的亚当•米奇尼克、哈维尔，是中欧作家。这个中欧恰好处于欧洲...

一

“你怎么看埃及的革命? ”

在中山北路的一家咖啡店里，我问对面的年轻人。昨夜，我从北京到台北，打开电视机，发现穆巴拉克辞职了。

这实在出人意料，街头抗议真的能终结独裁统治。狂喜、骚乱与希望，正席卷中东，从突尼斯开始的“茉莉花革命”，迎来了阿拉伯之春。它当然触及到很多中国人的心，民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与餐厅里的茉莉花茶焕发了意外的生机。<...

“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一位叫余杰的年轻批评家写道。

他不过二十五岁，正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却已因笔锋锐利而声名鹊起。在这篇题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的文章中，他借由捷克两位作家来分析中国。

文章从“签名”开始。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

一

景凯旋提着皮包来到作家出版社时，编辑们一定期望见到一位更不羁的青年人。“你还挺学生气的”，其中一位颇感意外的说。

皮包里装着是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的翻译稿，用钢笔抄写在稿纸上，它的作者是米兰•昆德拉。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很少人听过这个捷克小说家的名字。两年前，一位叫李欧梵的旅美学者第一次把他介绍给中国读者，东欧的昆德拉与拉...

一

“你姓赵吗？”我问。她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一张白净的瓜子脸，上面有几粒淡淡的雀斑。

她笑了，她真聪明，立刻明白我的玩笑之语。我们站在这个安静的院落里。正是夏日的午后，整个小城都在昏睡，空气潮湿而慵懒。院落还有那座二层木制的小楼，曾是郁达夫的故居。它也是富阳县城仅存的几座老房子。在九十年代末的城市改造浪潮里，灰砖、吊梁、天井、窄巷的旧痕迹被铲平了...

一

重庆是蓝的，他突然说。

车正沿着嘉陵江行驶，窗外是点点的灯光，江水黑逡逡的一片。这城市满是高楼，是令人惊诧地起起伏伏，公路蜿蜒在你的身下，轻轨火车从你的头顶经过，你穿越这条小巷时，路过的十六层的住户的家，那条牛仔裤一动不动地晾在那里。这也是一座狰狞的城市，一切都突兀、粗大。

我们刚度过一个沉醉的夜晚。一群六十岁上下的人，都质朴、强硬而浪漫，...

一

大国的崛起由无穷的细节构成。它派遣军队、收购矿山、修建港口，建造摩天楼，它也潜移默化地进入国民的内心。

“十年前，他们看不起我们，现在他们怕我们，等着吧，看看再过十年，他们会怎么对我们。”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咖啡厅里，临桌的一位老兄正对着一群朋友高谈阔论。

重新装修过的友谊宾馆，灯光明亮、地毯柔软，扔掉了昔日的刻板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特...

很少有比我更拙劣的旅行者了。

二零零二年三月，我第一次前往纽约。距离两架波音飞机撞击大楼的事件不过半年，我却没想起去看一眼世贸中心的遗址，把很多下午时光仍进了拥挤不堪的史传德二手书店。这所城市的悲伤、震惊、韧性、犹太面包房的香味和中央公园里的阳光，我都记不清了，发霉的纸张、腻腻的汗味、高高的书架、还有收银台前那个胸部丰满的姑娘，倒是从未忘记。

二零零四年的五月...

大约三年前，一个青年人闯入了上海一所政府办公楼，连续刺死了六名警察。尽管案情从未彻底公开，但大多数人愿意相信，这个叫杨佳的二十八岁青年，遭遇了上海警方莫大的屈辱，不知道向谁来讨回公正与尊严，他要报复整个警察系统。

杨佳的行为激起广泛的同情，公众甚至没兴趣关心，这六名警察是否是无辜者。它也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紧张关系的象征。在中国社会，执法者滥用公权，傲慢残酷，普通人则缺乏渠道保卫...

一

“如果你直接批评政府，会被关进监狱吗？”在学院的餐厅午餐时，我偶尔会被这样问道。剑桥的克莱尔堂里穿梭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群，人们相逢，又匆匆离去，表达着对别人短暂和浅薄的兴趣。

当坐在对面或旁边的人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时，除去感叹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就会对我的人身安全感兴趣。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形象的混合体，它是繁荣、也是禁锢的象征。尤其是对于新闻记...

一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

“他身材粗壮，像个工人，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崔卫平回忆起米奇尼克的身材、困惑的表情、结结巴巴的法语，还有他们在餐桌上一起唱起的波兰工人之歌。

她留着短发，面目清秀，一些时候，还流露着少女式的快活和敏感，这个人的、直观式的记忆碎片，似乎比喧嚣的思想与争辩令我印象深刻。

在过去的几年中，崔卫平是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声音。在知识界，她以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