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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序)

我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同席,向他请教了这个问题。在《激荡三十年》出版十年后,我想要写一本新书来记录这段刚刚逝去的历史,但一直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汇来定义它。它多元、复杂和令人难以言表。

“对于过往的十年,如果用一个词汇来形容,您的答案是什么?”

2017年4月,在杭州举办的一场“互联网+”峰会上,我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同席,向他请教了这个问题。在《激荡三十年》出版十年后,我想要写一本新书来记录这段刚刚逝去的历史,但一直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汇来定义它。它多元、复杂和令人难以言表。

周其仁,这位曾在东北长白山当过八年狩猎人的学者是中国经济最杰出的观察家之一,他总是能用简洁的表述把深刻的真相披露出来,好像用一粒铅弹击穿遮蔽森林的迷雾。

他略沉思了一下,然后回答我。果然,他只用了四个字——“水大鱼大。”

的确是水大鱼大。

在这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一跃而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二,人民币的规模总量增长了3倍,外汇储备增加了1.5倍,汽车销量增长了3倍,电子商务在社会零售总额中的占比增长了13倍,网民人口增长了2.5倍,高铁里程数增长了183倍,城市化率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中国的摩天大楼数量占到了全球总数的七成,中产阶层数量达到2.2亿,每年出境旅游人口增加了2.7倍,中国的消费者每年买走全球百分之七十的奢侈品,而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9岁。

急速扩容的经济规模和不断升级的消费能力,如同一个恣意泛滥的大水,它在焦虑地寻找疆域的边界,而被猛烈冲击的部分,则同样焦虑地承受着衍变的压力和不适。

大水之中,必有大鱼。在这十年里,中国公司的体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500强(2017)的名单中,中国公司的数量从35家增加到了115家,其中,有四家进入到前十大的行列中。在互联网及电子消费类公司中,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别增加了15倍和70倍,闯进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之列。在智能手机领域,有四家中国公司进入前六强,而在传统的冰箱、空调和电视机市场上,中国公司的产能均为全球第一。在排名前十大的全球房地产公司中,中国公司占到了7家。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前四大银行都是中国的。也是在这十年里,中国公司展开了激进的跨国并购,它们买下了欧洲最大的机器人公司、曼哈顿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好莱坞的连锁影院、比利时的保险公司和日本的电器企业,还在世界各个重要的枢纽地带拥有了起码30个港口和集装箱码头。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世界乃至中国的商业投资界发生了基础设施级别的巨变。以互联网为基础性平台的生态被视为新的世界,在十年时间里,中国人的信息获取、社交、购物、日常服务以及金融支付等方式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变。甚至在文化趣味上,中国式的自信也正在复苏。

大鱼的出现,造成了大水的激荡,并在鱼群之间形成了新的竞合格局。

有人在警告新的垄断出现,有人提出了新的“中国威胁论”,也有人在惊羡大鱼肥美的同时,小心翼翼地预测它的虚胖和死亡。甚至连大鱼自己,也对陡然发育的体量无法适应,巨型央企的出现引发了新的争议,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与之携行的万亿级风险投资集团对产业经济和公共社会的渗透和控制,造成了新的惊恐和反弹。

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十年看到的景象,它既波澜壮阔又混沌失控,充满了希望又令人疑惑。大水对速度的渴望以及恐惧,大水与其他大水之间的博弈,大水与大鱼之间的适应,以及大鱼与其他大鱼、小鱼之间的冲撞,构成了一幅难以理性静察的壮观景象。

在2008年到来之前,全球化的浪潮已经高涨了整整六十年,人类学习着用和平竞争的方式推动物质文明的进步。但是,在2008年之后的十年间,全球经济出现了两个新的特征。

其一,互联网经济的技术变革周期结束,信息化革命的推动力日渐式微,而新的产业变革仍在黎明前的暗黑通道之中,全球经济出现了以通货紧缩为共同特点的产业“空窗期”;

其二,由美国次贷危机转化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潮汐的走向,反全球化成为新的趋势,“黑天鹅”频飞,民粹主义再度流行,新保守主义喧嚣尘上。

在这一时期,作为全球化的最大获益国,中国的处境不无尴尬。对中国的依赖与遏制,构成为一种充满了矛盾的并生现象。

“是世界更需要中国,还是中国更需要世界?”这是一个无解、却时常被提及的问题,在这一纠结的背后,体现出了西方世界及周遭各国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

在历时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史上,我们发现,所有的重大变革主要是由两个因素而造成的。

其一是制度的创新与勇气,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和90年代末的外向型经济和城市化运动,以及数十年间一直徘徊探索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展现了中国式制度创新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二是技术所带来的破壁效应,它绕过了既有的政策和管制壁垒,从而在一个貌似固化的产业里别开生面,譬如微博及微信对公共舆论和思想市场的促进,以及电子商务对制造、流通和金融业的再造。

这两种因素,前者是可反复的,后者则决不可逆。在某些领域,它们同时发挥作用,例如在金融领域中,既发生了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和大数据革命对传统银行及证券产业的颠覆,同时,政府也打开了民资进入银行业的准入门槛,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批民营银行。

在这一渐进式的中国变革之路上,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战略性矛盾,它们有的从改革开放第一天起便已存在,有的则是近十年来新的景象。

经济增长方式的彷徨:在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快速推出“四万亿计划”,在各国经济体中率先冲出衰退的低谷,而在同时也固化了靠投资来振兴经济的路径依赖,它在日后引起极大的争议。

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博弈:中央集权制的治理模式是最富中国特色的制度架构,几乎所有关于市场化的争论均与此有关。

制造能力与消费升级之间的冲突:近十年间,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井喷是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景象,它对供给端造成了巨大的错配性压迫,转型升级的效率和代价决定了中国产业变革的未来;

中国崛起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调适: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表现出参与国际事务的极大热情。而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反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列国对中国资本的羡慕与恐惧。

中国近十年的变化,更多的体现在阶层丰富化和价值观的衍变上。

“80后”和“90后”既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更是第一批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弟和在少年时期就上网的互联网原住民。2008~2017年这十年中,正是“80后”和“90后”进入职场和开始创业,并试图主导公共社会的微妙时期,代际之间的冲突比人们想象的更富有戏剧性和突变性。

在过去的十年里,深圳市的房价从1.3万元/平米暴涨到6万元/平米,北京金融街的写字楼租金超过了曼哈顿。在整个大中华地区,10亿美金富豪人数为692人,超过美国的552人。站在上海黄浦江的外滩边,眺望两岸的摩天大楼和璀璨灯光,你会发现,这里是当今世界最繁华和喧嚣的流动盛宴。

同时,这个国家也正在被“折叠”。

对财富的焦虑和阶层固化的恐惧,使得物质追求成为当代最显赫的“道德指数”。中国每年有240万家新的创业公司诞生,它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会在十八个月里失败。在淘宝平台上,活跃着600万名大大小小的卖家,他们不分昼夜地叫卖着自己的商品。在政府的鼓励之下,全国各地出现了8000多家创业孵化器。在每一个星巴克咖啡店里,每天都有人打开着电脑,热烈地讨论一个又一个稚嫩却野心勃勃的PPT。

在《激荡三十年》中,我用颇为激越的文字描述了一段野蛮生长史,在那些岁月,一切的秩序都是进步的枷锁,对现状的背叛充满了乐观主义的自信,即便是失败者也仍然那么迷人。然而,在新的十年里,你会看到一段迥然不同的历史。它变得更加的壮观,却也更加扑朔迷离。我们进入了一个失去共识的年代,或者说,旧的共识已经瓦解,而新的共识未尝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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