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3年之后，一些重大的金融业改革措施密集出台。
1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新三板——在北京金融街正式揭牌，这意味着继上海和深圳两大交易所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个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场所。
实际上，这个新三板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试点运营，被挂在深交所下面，当初是为了扶持北京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然而在六年时间里，先后只挂牌了一百多家公司，定向增资总额不到18亿元，几乎微不足道。此次的揭幕，是一次全面的功能和定位升级，它从深交所独立出来，面向全国的中小企业开放，上市门槛大大降低，几乎已接近注册制。在未来的几年内，新三板的上市公司数量迅速突破万家，成为资本市场的新一极。
7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长远而言，这也许是2013年度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中央政府开闸银行业，首次表态允许民营资本合法进入。
9月初，有消息称，全国首份地方版《试点民营银行监督管理办法(讨论稿)》已完成报至银监会。
9月29日，银监会发布《关于上海自贸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在区内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民资银行呼之欲出”——这样的政策动向引起市场巨大的震动。
从百年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银行业一直是政权与民间争夺主导权的核心战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主张被国民党政权奉为圭臬，在1935年的孔祥熙变法之后，国家资本就开始全面控制金融资本市场。1949年之后，民营资本被全数清理出局，银行产业已无一分钱民间资本，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整个上半场时期，银行业从来是被禁止染指的“天字第一号雷区”。据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存在着两个60%现象，即有60%的民营企业从来没有从银行贷到过款，而获得贷款服务的企业中，又有60%是一年期短贷。这一事实造成了资本市场的体制歧视，种种后遗症和并发症层出不穷，以吴英为代表的地下金融业者的长期存在，正是制度性的产物。曾有民间业者感慨，“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
政府对银行业的开闸，如同在市场上投下了一大把兴奋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各地关于民营企业申请银行的消息此起彼伏，温商银行、苏宁银行、苏南银行、荆州银行、渝商银行等银行名称也频频曝光，江苏的一家老牌的纺织企业红豆集团宣布将申请成立苏商银行，结果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它的股票涨了40%。
在银行开办热中，互联网人当然不甘落后，腾讯主导发起前海微众银行，阿里巴巴筹备网商银行，它们都成为银监会批复的首批五家民营银行之一。百度则与中信银行合资成立直销银行——百信银行。
在BAT中，动作最大的是阿里巴巴。天然的电商属性，以及强大的第三方支付工具让马云有更灵活的创新空间。早在2008年的一次企业家峰会上，他就直言不讳地喊到，“我听过很多的银行讲，我们给中小型企业贷款，我听了五年了，但是有多少的银行真正脚踏实地的在做呢？很少。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
这句被银行业者嘲笑了五年的狂妄之言，在今年终于兑现。6月13日，一款名为“余额宝”的类存款产品悄悄上线，所有的支付宝用户都可以十分便捷地把零钱存入这个账户，其七天的年化收益率接近7%，秒杀所有银行存款利率。到12月底，“余额宝”的用户数达到4303万人，资金规模1853亿元。支持这一产品的天弘基金原本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基金，在三年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对官员的纪律整肃、央企反腐以及金融业的大震荡，生动地体现出了2013年的不同寻常，在本质的意义上，它预示着利益重构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大棋局，玲珑初开，百子待落。历史从来有自己的逻辑，你不可否认它的偶然性----否则历史将非常的无趣，不过，你又必须尊重它的必然性。种种迹象表明，市场化是不可逆转的方向，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强势的中央政权也正在回归，所有的局中之人都在谋划和重新确立自己的新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