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
1.长寿时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率提升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从理论层面列举了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但是，针对OECD国家1960~2011年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均GDP的变化和老龄人口占比的关系并不显著（Gehringer and Prettner，2017）。
理论层面与实证分析的偏离可能源于人们低估了长寿时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而当前老龄化进程较快的国家却往往是自动化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Acemoglu和Restrepo（2017）的理论文章从两方面讨论了劳动力减少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力下降导致总产出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下降会内生性地激发产业自动化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终的总产出并不一定下降。后者会发生主要是当资本和劳动力的缺口足够大时，资本变得比劳动力更便宜，通过资本转化的机器代替劳动力变得有利可图。另有研究指出长寿对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其对OECD国家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一理论（Gehringer and Prettner，2017）。
2.“长寿经济”创造新的供给与需求
随着老龄人口增多，老年人的消费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这种消费观念是工业时代建立的，认为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老年人健康的唯一方法就是休息。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主导老年人消费的是保健品和照料服务，在这个观念下，有学者将此称为银发经济。虽然这是社会整体消费的重要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分消费对社会整体的投资和消费挤出效应更大，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上争夺年轻劳动力，引发人力资源的危机。消耗性的老年人消费加速社会总体资源的危机，反过来，社会总体资源的危机又加剧老龄人口生活拮据的困难，所以银发经济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极其有限（Caplan，2014）。
与银发经济强调老年人的消耗性消费不同，真正适应长寿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是更有活力的长寿经济。在长寿经济的概念下，老年人除作为消费者外，同时还担任着生产者和创新者的角色，在消费端和供给端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我们正处于一个科技驱动的转型期，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在持续减少或者可以被机器人所代替，互联网正在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使得空间上的移动需求大大减少，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智力结合。老年人的价值将被重新认识、定位和发掘，而不是停留在社会资源的消耗者这个刻板的定位上。运用新思路让老年人通过更灵活的方式参与劳动力市场，传授知识技能、传递经验或者进行社会服务工作，让老年人“持续”生产和创新，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红利”。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老龄实验室（AgeLab）的约瑟夫·库格林（Joseph Coughlin）教授在《长寿经济》一书中指出，长寿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老年人在其中的行动（Coughlin，2017）。
长寿经济是老龄人口推动的所有经济活动及其连锁反应的总和。一方面，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老龄人口的比例都将增加，市场需求非常庞大且可以预见增长。老年人通过不断变化的需求推动大量新产品和服务并为其提供资金，特别是那些采用技术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以直接、间接或者引导的方式形成和改变市场，缔造全新的长寿经济。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预计，到2030年，美国5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美国自2008年以来消费支出增长的50%，日本和德国的这一数字分别升至67%和86%。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预测，老年人对于经济和社会的贡献举足轻重，且2050年之前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都将持续上升。例如，2018年，美国50岁及以上人口直接消费支出7.6万亿美元，占全部人口的56%，至2050年将达27.5万亿美元，占比将提升至61%。这些趋势将为未来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人们在过了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继续工作或创业，继续赚取和支出工资，其经济活动的贡献持续增加，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在许多情况下，老年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甚至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一个常被提及的现象是，年长的劳动力大多受雇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具备更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并因此更有价值。事实上，这些知识技能和经验的积累也有助于创业。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统计，在美国，50岁及以上人士的创业率最高，约为20多岁人士的2倍，他们建立了美国近1/3的创业企业。尊重老年人，让他们有机会持续为雇主发挥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或者创业，这将使他们成为振兴经济的更强大的力量。
长寿经济蕴含巨大的商业机会，其经济收益不可估量，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和投资者参与其中。这些商业机会超越我们现有的规范界限，因为新时代的老年人在平均意义上比上一代更为富裕，且更多受过高等教育，其财富水平和支出方式持续演进，习惯于创新驱动的市场。企业、机构和投资者在突破传统思维方式、持续创新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需要真正去理解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应在满足基本生理或安全需求之外，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更高层次的需求，例如适老化的科技产品、提升生活质量的消费医疗产品以及满足继续发展需求的教育文化产品等。
企业、机构和投资者还需为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创造价值、建设和影响周围的世界全面赋能，例如鼓励老年人参与创新、为老年人提供工作岗位和适老化环境、为老年人提升竞争力创造条件等等，从而增加老年人的收入。以汽车制造商为例，宝马为了留住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龄工人，改造生产线、创造合适的工作环境以便让其继续工作。2011年新生产线应用于其在德国丁戈林（Dingolfing）的一个大型新工厂，该工厂完全由50岁及以上的工人运营。此外，宝马、奥迪、大众等汽车制造商均在创新实验可穿戴机器人——外骨骼，通过减轻关节负担并增强力量来提升老龄工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长寿经济在某些特定领域表现尤为显著，主要包括金融服务和保险（Migliaccio，2019）、医疗健康和科技，这些特定行业正被推向创新和拓展的新方向，例如无龄感的智能家居技术、无人驾驶等。
发展长寿经济有利于缓解社会不平等。市场将围绕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形成丰富的业态，为老年群体的健康生活和顺利工作提供更细致的服务和支撑。同时，更多的老年人将参与到生产创造中。老年人在岗时间的延长和收入增长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替代率不足的问题，也有利于减轻对于劳动人口比例下降导致财富差距扩大的担忧。
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长寿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全球老龄人口占比上升的大趋势中，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驱动力，并造福于各年龄层和各代人。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个体在较长的生命周期内学习、生产、生活的方式发生巨大转变，经济和社会价值也随之整体转变，长寿经济变得更为普遍，充分激发“第三次人口红利”，进而成为经济和社会的核心之一。
（三）长寿时代下日本的社会经济变化分析
日本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4年其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25%，可以说率先跨入长寿时代。长寿时代下的日本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根据前文提供的理论视角， 分析日本的变化，将会给未来的中国更加深入的启示。
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降低，经济增长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社会开始正式步入老龄化。人口的拐点也标志着劳动密集型经济高速发展模式的结束。1994年日本老龄人口比重已达到14%，步入重度老龄化。与之对应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总体走下坡路，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一期间，日本储蓄率与15~64岁人口占比在1991年左右同时到达高点，之后开始步入漫长的下降通道。储蓄的萎缩也带来日本投资的萎缩。日本投资增速在从90年代初也开始震荡下行，随后一直在0%附近徘徊。日本的利率也随之持续下行，甚至进入负利率时代，背后主要原因是资金的需求（投资）下降速度快于资金供给（储蓄）的下降速度。
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放缓，技术替代加快。劳动生产率代表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产出，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增长性的标志性指标。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在1970年后下行的趋势明显。劳动生产率来自3个方面，资本深化、劳动力素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深化即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亚洲生产力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的数据显示，近40年影响日本劳动生产率的3个要素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资本替代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数量短缺促使资本加大对劳动力的替代。但随着资本对劳动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和投资的萎缩，资本深化近几年对劳动生产率甚至出现拖累。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刺激了技术替代，日本机器人和自动化等尖端技术高速发展。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强力支撑劳动生产率，但是泡沫破灭后这种支撑有所减弱。全要素生产率的逐步低迷也与长寿时代下日本社会阶层固化和家长式企业管理结构抑制创新有关。劳动力素质方面，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使得日本人口素质整体较高，高素质劳动力成为对冲劳动生产率下行的重要因素。
日本银发经济相关消费需求提升，但并未完全迎来长寿经济。长寿时代下消费是日本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消费贡献了近60%的GDP。虽然日本人口总量近年出现缩减，但日本的消费总量整体呈稳定低速增长态势。日本社会与老年人相关的医疗保健、护理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占比逐渐提升。日本的老年人更多扮演消费者的角色，通过消耗性的消费推动经济进步。虽然日本也在适应老龄化的挑战，部分老年人退休后仍参与劳动力市场，但我们认为，其参与程度生产力规模和创造力还不足以使日本老年人成为生产者和创新者的角色，长寿经济还并未在日本完全实现。
老年贫困也加大了日本社会收入差距。随着“老龄少子化”现象加剧和医疗成本提升，日本的老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丁英顺，2017）。同时，劳动人口下降导致养老金缺口逐年扩大，对公共财政造成沉重压力。由于收入相对较低的老龄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日本社会总体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来看（如图7），1985~2015年30年间，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大幅上升。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也表明随着老龄化进程加深，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将会加深。
（四）对中国的启示
1.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抵消劳动力和生产率下降的影响
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相似，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消费逐渐成为经济的驱动力，与之对应的，第三产业占GDP比上升，第二产业占比经历顶峰后下降。产业结构转型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结构，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也相应增加。
服务社会下，教育带来人力资本上升，可以抵消部分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影响。不论是从个人收入还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教育的投资回报率都极高（Psacharopoulos，1994）。教育是造成各国生产力差距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产力越发达（Mankiw et al.，1992）。正如日本高素质劳动力是对冲劳动生产率下行的重要因素，教育红利对劳动力需求有较强的替代作用。长寿时代下的老龄人口占比提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工业社会中，而通过投资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在服务社会下可以有效地抵消劳动力萎缩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2.加快技术替代，通过技术创新引导经济增长
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应用将成为解决劳动力下降的重要手段。日本的例子中，自动化和机器人产业顺应着长寿时代蓬勃发展，许多行业加快了机器和技术替代人力。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家预言的机器人代替人工劳动的时代在不断逼近。世界银行的数据则显示，OECD国家中将有57%的工人的工作能被机器取代。从1993年到2007年，欧美已经投入经济生产的机器人增长了4倍，数量大概在150万~175万之间。波士顿咨询估计，这一数量在2025年将会增长至400万~600万。各行业使用机器人情况分别为：汽车行业使用了39%的机器人，居各行业之首；电子、金属、塑料化工行业分别为19%、9%和9%（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力，将提高生产效率，加速自动化及相关行业的发展，进而进一步引导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3.通过建设有效的资本市场提升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效率
有效资本市场是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最佳渠道。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释放。随着劳动力素质提高、社会公共环境改善，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已经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要求更高，人均资本的提升要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部的制度性建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如果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低，融资渠道单一，会造成融资成本高，资源难以有效分配。日本的例子显示，社会进入长寿时代也会直接影响利率及投资收益率。未来如果全球新兴市场都进入长寿时代，全球的资本市场和投资收益也必将进入新的均衡态。另一方面养老金资产规模持续增长使得获得高收益的难度增加。上述几重作用将挑战中国养老财富的长期投资收益率是否能持续显著超越通货膨胀，实现保值增值。因此中国的养老金投资机构需要重视权益资产配置，提升对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水平。
4.引入长寿经济，创造第三次人口红利
引入长寿经济理念，让老年人“持续”生产和创新，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红利”，需要改变原有的受教育、工作、退休三段式的工业时代用工方式，需要运用新思路创造属于老年人的消费和生产方式。
传统理论认为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作用主要来自于劳动力短缺，对资源的消耗和阶级固化对创新的阻碍。长寿经济下，情况可能变化。首先，劳动力短缺可以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老龄人口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生产，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传统劳动力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老年人阅历、经验、学识丰富，可以增加智力要素的供给。其次，资源的消耗可以通过发展新兴健康产业减少资源挤占。过往老龄化对投资的挤出作用主要来自医疗、护理等环节消耗资源。而这些部门是从急症诊疗角度提供产品，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在认识到老人带病生存问题后，新的健康产业将以基础医疗和慢病管理为中心，这就减少了资源的挤占。最后，创新的阻碍可能会在长寿经济新的组织形态下得到缓解。当全球步入长寿时代，在传统经济之外将产生围绕老龄人口的长寿经济，其范畴和结构、组织形态和生产方式都是新的，可视为社会经济的增量。在增量经济的影响下，不同年龄层人口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可能缓解。
在中国老龄人口占比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在需求侧，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创新将在更大程度上拉动经济，比如无人驾驶、智能家居可能成为重要的产业；医养结合社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与之相关的养老产业链也将蓬勃发展。在供给侧，如何让老年人也能够“持续”生产，创造属于他们的“第三次人口红利”也值得探索。在长寿时代的主题下，长寿经济与科技将可能产生前所未有的生产方式。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对初级劳动力进行替代，信息化和互联网化强化智力要素供给，全新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会出现，劳动生产率或将大幅提升。全新的生产需要的劳动力素质将不同于传统，对教育部门提出终身教育的需求，并促进劳动力市场在年龄结构上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5.重塑政府职能，促进长寿时代下的社会公平
在长寿时代，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财富不平等加剧，以及与之伴生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如何确保低收入者也能保持健康长寿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关键议题。日本相对完善的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固然可以借鉴，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日本经济增长迟缓、快速老龄化使公共养老金支出不断上升，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压力，带来了政府债务风险（张士斌等，2012）。我们认为，政府更重要的职能是激发长寿时代的经济活力，促进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财富积累，如提高教育水平、倡导终身学习和职业教育、鼓励企业面向老龄人口创新、允许更灵活的就业形式和用工形式；同时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卫生服务的效益，满足多层次的医疗健康需求；在全面提高国民在人力资本和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四、长寿时代的对策
长寿时代是关系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何应对长寿时代带来的挑战，如何让长寿时代不伴随贫困和疾病，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大问题，甚至是关系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和生死存亡的问题。长寿时代和随之而来的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影响的不仅仅是老龄阶段的个体，而是涉及全生命周期的人生规划。重新规划长寿时代个体全生命周期的安排，使个体可以更好地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是社会、政府和企业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1.在社会层面，需通过产业结构的变迁满足长寿时代的个人需求
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长寿时代，个人需求将呈现新特征。工业化时代人们通常将人生划分为3个阶段，教育期、就业期和退休期。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人生将由多个阶段组成，而不是工业化时代单一的线性维度（琳达·格拉顿等，2018）。随着人生的延长和人生阶段的变化，个人需要重新审视长寿的生命过程，对人力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与消费重新进行规划。在此背景下，个人需求将表现出3个特征：一是健康需求，让生命质量得以有效延长，有充分的活力面对人生阶段的变化，而不是在虚弱和病痛中虚耗漫长的人生；二是财务和养老金需求，为预期增加的寿命储备更多的资金，维持财务稳定，满足养老和健康的需求，从而获得有质量的长寿人生；三是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需求，长寿时代个人维持生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将不断变化，需要终身学习，随时代变化掌握新的技能，以更好地积累财富应对长寿人生。这些个人需求的变化都对现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就业等所有结构提出挑战。
个人需求的变化将带动社会产业结构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迈进。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很多发达国家转型的经验。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进入21世纪，服务相关的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得以提升。农业在1869年占美国GDP的近40%，到2013年只有1%。与农业相比，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从1929年的40%上升到2013年的65%左右。与这个趋势类似，长寿时代个人最核心的3个需求恰恰都对应当前服务业中的高端产业。未来，与长寿相关的健康、养老、教育产业和与之对应的科技、研发产业的增长速度将明显高于均值。
2.在政府层面，需健全社保体系，推动医养供给侧改革，引导长寿经济转型和个体行为转变
面对长寿时代的到来，社保体系的筹资与支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从维护社保体系稳定的角度看，政府可采取适当推迟职工退休年龄、增加社保缴费年限、提高社保筹资基数等措施。同时，政府应使社会保障体系适应长寿时代的变化，比如优化养老金三支柱比例，发展个人养老第三支柱，推动长期性广义养老金开展市场化投资；同时合理支出医保资金，提升慢病管理的效益，建立广覆盖的长期照护机制等。除了维护基础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和高效，政府应该着力降低长寿时代的供给侧的成本，通过各类政策引导和激励扩大医养服务供给，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弥补养老和健康服务缺口。政府可以通过土地与税费政策以及水、电、气等基础能耗的价格优惠政策，降低医养服务供给方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投资设立健康服务、养老机构的准入，为医养行业拓展投融资渠道；加强对医养运营服务的市场化监管与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办与公立医养服务供给方享受同等的发展与扶持政策。同时，政府应该持续引导保险与金融领域完善支付与产品体系，有效促进健康、养老相关服务消费，使得供给方在满足长寿时代服务需求的同时也能获得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此外，政府应该鼓励教育和互联网产业提供更加适应长寿时代下民众的多层次职业教育、兴趣学习和社会交流需求的平台。
在经济政策层面，正如前文分析，为了减轻老龄人口对经济的冲击，政府除了持续推动技术升级，还需要大力推动长寿经济发展，创新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的灵活性，为老年人继续参与经济活动、创造社会价值提供条件，在此基础上全面激发老龄人口的多元化需求，提升产业结构转型的质量和对长寿时代的适应性。
最后，政府应积极引导个人转变认识和行为，使个人更积极主动地规划长寿人生。长寿时代的到来是个不可逆的命题，政府可加大教育、宣导的力度，帮助民众更清晰明确地认识到新时代的到来及个体将面对的挑战，鼓励个人持续积累人力资本，更早地开启财富规划。如前所述，长寿时代下，个人的人生将不再是单一的线性维度，在教育、职业选择等方面个体将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对此，政府有必要考虑更灵活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政策制度，帮助个体实现非线性人生所需的过渡，提高适应性。
3.在企业层面，需加速商业模式和组织转型以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
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在长寿时代能够发挥的作用对社会、政府和个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企业未来的发展也必将受到长寿时代的影响，长寿时代正是企业解决突出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核心价值的时代。长寿时代的社会需求以老龄人口的需求为基础，老人的需求将不仅仅是维持生存，而是实现自己的愿景，企业必须深刻了解这一需求变化，在商业上进行创新。哈佛大学的管理学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于1997年提出了颠覆性创新理论，指出颠覆性创新就是用更简单、更便宜、比现有技术更可信赖和更方便的技术去争取胜利（克莱顿·克里斯坦森，2014）。为了满足长寿时代老人的需求，企业需要不断降低成本，使得面向老人的产品和服务更方便和实惠。举例来说，美国养老社区的发展，就遵从了这样一个创新原则，如“太阳城”，通过出售老年人可以贷款购买的大型养老社区住宅，把高尔夫俱乐部变成老人的日常的生活，开启了美国对积极退休生活的消费（Trolander，2011）。目前，新一代的养老社区正在把消费型的社区变成一个小型的长寿经济体，既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的方式满足老年人的基础性和发展性消费，又鼓励老人发挥银发智力继续创作与生产，这大大降低了高品质长寿生活的成本。
与需求改变和供给侧的创新相对应，我们认为共享和生态将成为企业的新组织形式。为了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长寿时代的企业需要建立共享机制，以激发组织活力、提升组织效率。工业化时代的企业习惯于标准化的、流程化的、易于执行和管理的工作机制。而伴随长寿时代的到来，多阶段人生使得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灵活，这种灵活性将使传统企业对流程化、标准化和可预测性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企业自身的内部型态也需要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未来更多样化的个人职业发展需求。企业传统的雇佣模式将转变为合伙模式，建立利益共享机制，让成员找到归属感、价值感，体现企业家精神，从而最大程度地展现出积极性和创造力。同时，由于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柱状特征，各年龄段人口分布均匀，年龄组内和组间的需求趋于多元化，这会带来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而面对市场变化，只有建立生态产业体系的企业才能够满足长寿时代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在长寿时代，随着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传统的大型企业将有可能被更多的小而精的细分领域的更专业的企业所包围，大型企业将与越来越多的小企业组成生态系统，共同迎接未来的挑战。
我们注意到，相较其他企业，商业保险公司在参与构建长寿时代下的产业体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保险是金融服务业，更是民生产业，与养老、健康产业有天然的交集。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保险金的累积，解决不同层级客户未来长期的养老和健康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在长寿时代商业保险公司不仅可以是个人和家庭医养支付资金的重要承担者，是企业和政府采购养老和健康保障计划的产品提供者，更可以成为医疗、养老、健康服务产业创新发展的有力促进者。借用保险资金特有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商业保险公司长期投资支持养老地产、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不仅能解决上述产业发展的融资问题，也能实现保险资金投资的多元化，更是保险产业链的延伸，建立产业生态取得协同效用。
中国正在迎来长寿时代，中国领先的保险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企业解决方案。泰康保险集团在23年的商业实践中把一家传统的人寿保险公司逐步改造、转变、转型为大健康生态体系，探索出一套应对长寿时代需求与挑战的企业解决方案，具有一定典型性，行业纷纷效仿，已经成为哈佛商学院的教学案例，这里我们作为案例加以研究。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至今已发展成为一家涵盖保险、资管、医养三大核心业务的大型保险金融服务集团。作为保险业首个在全国范围投资养老社区试点企业，该公司已完成北京、上海、广州等19个全国重点城市养老社区布局，成为全国最大的高品质连锁养老集团之一。秉承医养融合理念，养老社区内配建以康复、老年医学为特色的康复医院。围绕长寿时代的主题，该公司通过打造长寿、健康、富足3个闭环，构建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其中，长寿闭环指寿险与养老服务构成的闭环，客户购买寿险和年金保障，在养老社区里安享晚年；健康闭环指健康险与医疗服务构成的闭环，客户购买健康保险保障，在医疗体系享受诊疗等健康服务；富足闭环指养老金与资管构成的闭环，客户购买各类财富管理产品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保障自己的医疗和养老需求。我们认为，通过支付加服务，再结合中间的投资积累时间价值，泰康的商业模式构建出不同于传统保险竞争的全新维度，产生比较优势。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创新的本质是便捷和实惠。面对长寿时代的挑战，泰康将保险与实体医养相结合，通过专属的年金保险产品“幸福有约”附加养老社区保证入住函的方式，既为客户未来的长寿生活提供足够的资金积累，又提前锁定优质养老社区资源，实现了保险客户与养老服务的链接。在此基础上泰康进一步提出“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体的全生命周期商业模式，在实体服务方面实现了对老年生命链的整合，目标是使长者们以最优的成本、最高的效率获得最优质的医养康宁全方位服务和体验。同时为了能够配合该商业模式的销售和服务，该公司打造了“健康财富规划师”这一全新职业，幸福有约系列产品、泰康之家养老社区和健康财富规划师三位一体全方位满足长寿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认为，泰康这种模式带来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养老社区在设计上体现适老化（如采用小户型设计），在建设运营上体现集约化，在连锁经营上从品牌推广到供应链都具有规模经济，这都体现了商业创新的本质；第二，养老社区的连锁运营有利于养老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替代部分昂贵人力，这有助于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使得居民享受更高质量和便捷的服务；最后，社区居民通过泰康的保险产品提前储蓄，享受复利效应，在入住后可以大大降低财务压力。泰康这种商业模式将使得更多的中产阶级能够负担得起高品质的养老生活，提高支付能力，降低消费成本，更好地追求长寿时代下的愿景，将推动一场养老革命。
作为一个企业面向长寿时代的探索，我们也发现它会对政府政策和社会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国家颁布一系列文件鼓励和支持保险企业为社会服务领域提供长期股本融资、参与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运营、引领医养领域的改革发展，比如2020年银保监会联合十三部委颁布的《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就指出，允许商业保险机构有序投资设立中西医等医疗机构和康复、照护、医养结合等健康服务机构；鼓励保险资金与其他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具备医养结合服务功能的养老机构，增加多样化养老服务供给等等。泰康方案的实践与国家政策的制定颁布相互促进和印证。在社会层面，泰康养老社区正在通过提供长寿服务向社会赋能，尝试成为长寿经济的试验田。在需求端，养老社区致力于提供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等医疗服务，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活动及交流场所，通过科技应用打造更多适老化设施，实现健康养老、文化养老、智慧养老；在供给端，养老社区为长者们发挥余力反哺社会搭建新的平台，通过提供远程教学、搭建专家平台等方式让长者们积累的知识经验持续指导社会生产，持续创造价值。
综上所述，泰康方案的本质是用商业方式推动一场养老革命，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商业创新来不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为人类社会进入长寿时代提供应对思路。这不仅是长寿时代的企业解决方案，而且是一种以企业的力量推动社会和政府解决长寿时代挑战的方案。在长寿时代的浪潮之下，中国需要更多企业投入到社会民生工程的建设当中，成长为大健康和大民生工程的核心骨干企业。
五、结论
各类数据都在表明世界正在快速变老，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步形成新均衡，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构成了这一时代的五大特征。伴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带病生存将成为普遍现象，为了使得漫长的长寿生涯可以更加有质量，个体投入在健康上的费用将剧增，庞大的健康需求将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和健康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长寿时代社会储蓄结构及个人财富积累形式将会发生变化，个人将更加依赖投资回报和财富积累来满足养老和健康的需求，长寿时代必将带来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从宏观角度看，当前对于长寿时代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也有最新的研究表明长寿时代未必会导致经济增速下行。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既面临挑战，如社会创新效率受限以及财富不平等程度加深等，又存在机遇，尤其是适应长寿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是更有活力的长寿经济，老年人的价值将被重新认识、定位和发掘。日本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长寿时代下的日本劳动力、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应对长寿时代的冲击具有经验启示。从日本经验可以推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加快技术引导、促进社会公平、建设有效的资本市场、引入长寿经济创造第三次人口红利等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长寿时代已经来临，相比其他国家，中国人口基数大、老龄人口增长进程愈发加速，但人均收入及储蓄均不及同时期发达国家，难以支撑个人退休后的健康和养老消费水平，长寿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程度更大，重新规划长寿时代个体全生命周期的安排，是社会、政府、企业都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已经在积极探索长寿时代的解决方案，为中国乃至全球面对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提供了一种以企业实践推动社会变革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方案。
本文系统性地阐述了长寿时代的特征与形成，扩充并丰富了其内涵与外延，对相关的学术理论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并从动态视角探讨了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对中国应对策略的建议，初步提出了解决方案的设想和具体商业实践。在长寿时代的理论框架下，下一步需进一步扩充完善长寿时代相关的人口学、健康经济学、长寿经济等学术理论的研究，深入解析长寿经济的需求结构和生产方式，延伸丰富长寿时代解决方案的实践探索，重点探讨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前瞻性地根据长寿时代的理论推动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引领商业企业的发展变革，解决长寿时代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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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66~85、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