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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

国际律所难从中国并购潮中分一杯羹

中国企业仍然不习惯花高昂费用聘请律所来为并购交易提供法律咨询,中国政府也不愿让外国律所过多涉及中国内部事务。

对于世界顶尖律师事务所而言,能否拿下跨国并购交易的咨询业务往往归结于声誉、过往记录和客户关系。

但是,对于全球律所和它们的中国合作伙伴而言,当涉及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中国海外并购咨询业务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成本。

在董事会强调价格而不是靠谱咨询意见的情况下,为顶尖律所工作的律师们描述了像抢答游戏一样的招标会场景,他们需要在潜在客户面前自我推销——一位熟悉这类竞赛的律师称之为“奇葩的公开出价”。

这意味着,尽管理论上律师们应该从中国境外交易的咨询业务中赚取不菲收益,但现实往往截然相反。几位顶尖的并购律师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不愿支付西方企业例行打入预算的那种高额咨询费用。

在这样一个法律制度相对较新的国家,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以及个人关系被视为远比法律意见有价值。

“一些中方企业仍然会说‘我们已经搞定这笔交易了,现在我们只需要律师起草文件’,”一名美国律师表示,其所在律所处理过近年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些海外交易。

“律师看起来可能不过是一个成本项,”他表示,中国企业并不相信律师可以带来“经济和战略上的价值”。

对于那些寻求从中国国企手中拿到咨询业务的律所来说,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另外一名并购律师表示,其所在的美国律所“绝大多数”业务的客户都是私营企业,“过去10至15年,私营企业的客户在做生意的成熟度方面变化更为显著”。

他补充称,在国企客户那儿,一家公司会不会意识到法律服务的必要性并支付与这一服务的价值相称的报酬、甚至(如一些律师所警告的那样)会不会一毛不拔,“很大程度上就是碰运气的事儿了”。

“很多人竞争相对较少的客户和业务,导致了激烈竞争,这拉低了价格,”一名驻香港的并购律师表示,“另外,需要找一名律师来指导交易(而不是处理纠纷)在中国尚属新观念。”

因此,律师费“相对为欧洲或美国企业的交易提供服务时较低”。

一些律所已经决定退出。2016年9月,老牌美国律所凯威莱德国际律师事务所(Cadwalader)宣布关闭香港和北京办事处,把重点放在其“核心客户”上;2015年,总部位于纽约的Fried Frank律师事务所撤出香港和上海,向《美国律师》(The American Lawyer)杂志称“增长的前景不值得我们付出这样的成本”。

不过,对于其他律所来说,中国市场不容忽视。根据市场数据公司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规模达到近1500亿美元,较2016年2170亿美元的创纪录数据有所减少,但仍然轻松成为中国海外并购交易规模第二高的年份。

在较大规模交易中拿到了业务的律所包括华尔街的盛信律师事务所(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2016年2月,该律所为中国化工(ChemChina)以440亿美元收购瑞士种子公司先正达(Syngenta)提供了咨询服务。去年7月,英国顶级律所高伟绅(Clifford Chance)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以137亿美元收购欧洲仓储公司Logicor的交易提供了咨询。

“如果我们认为这不值得,我们就不会来这里了,”其中一位并购律师表示,“这里有太多的增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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