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毛实现民族的依据何在？难道就凭他在内战中打败了蒋？那么如果不是由以他为首的中共在苏俄的支持下悍然抗拒在抗战时期已经形成的国民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权，45年光复之时就应该实现民族了。当然，如果从更狭义的角度来说，11年的辛亥革命就是为民族奠基之举。不要说什么49年之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租界等带有殖民地特征的事物都是前清时遗留的问题，算不到孙、蒋的头上。而说到封建，正如储安平所预言的那样，国民党掌权时民主是多少的问题，而共产党掌权则是有无的问题，尤其是在毛时代民主被践踏到了极致，流毒至今未消。而民主的程度恰恰是判别一个社会的封建成分比重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可以套用列宁的那句话：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式的）是封建主义的最高阶段。也就是说，即使49年以前是半封建，那么49年之后就更是倒退到了可与晚清相提并论甚至在某些方面犹有过之的全封建。也别替邓矮子涂脂抹粉了，他实现了民生？扣除科技的进步，国人对于脱贫致富的迫切意愿带来的无穷动力等因素，特别是在毛的计划经济全面破产后把国家带入濒临崩溃局面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继任者如果不想倒台，实行改革开放是唯一的出路。且看今天的北棒子，在有中俄两大白痴哥们可以讹诈的情况下，都难以为继，如果当年中国不搞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说那是历史的必然，是举国的共同选择。虽然邓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没有他，也会有其人来推动这个进程，而且事实上也是有一大批人在其中起到了同样不容忽视的作用。倒是在原本可以制约在发展经济的过程出现的腐败等丑恶现象的最重要和最锐利的武器，也就是民权的最根本之处——通过政改实现民主方面，以邓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却坚决不肯实行 ，正是由于政改的严重滞后，才导致今日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即使套用孙的三民主义，也不能把这三者机械的割裂为完全不相融合的三个阶段。这三者是完全可以重叠的，在具体的条件下其次序甚至是可以重排或倒置的。而认真考究这几十年的历史，可以说启动政改的最佳时机恰恰就是和启动经改同步的。第一机会就在30年前，当时百废待兴、人心思变，旧的政治体系正被冲击得摇摇欲坠。如果当时启动政改，当是顺时应势，花费的代价会是最小的，取得的成效应该是最大的。其次就是20年前，当邓重启经改时如同时启动政改，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经过此前两三年的停滞倒退，当邓重提经改时，面对着又一个严峻的关口束手无策并一直在这方面猜错了邓太上心思的江小丑们当即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可以想见，如果邓此时想推动政改当有相当的可行性。但恰恰正是邓亲自否定了这个可能性，由此可以引申出来另一个结论，那就是“江集团一口否认中国需要民主”这个论断虽然有道理和依据，但却不完全甚至是颠倒了主次。应该说江集团只是邓集团的附庸，而且在对于政改的态度和利益取舍上是完全一致的。既然邓都没有为了国家民族的大局牺牲一些小我的利益，死死压制不放开政改的口子，怎么又能指望江以及胡温呢？至于习，还是算了吧。从其出身可以判断，他比江、胡等更是现行利益集团的一份子和代言人；从其能力和威权上也并不比江、胡等更具可能性；特别是从他为其薄哥们的唱红逆举站台助威的行为上，就更不能指望他是个能够启动政改、推进民主、实现民权的人物。而“将有愧于其父”云云，就更是一个笑话，他的使命是维护其父辈打下的“江山”和“正统”，而不是实现神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