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ny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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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30 13:17:57对让医生与病人并肩战斗的评论: 文章所表达的是一个好医生或想做好医生的医生的茫然。

医疗问题集中体现了人性善恶，或神性与俗性两个方面的激烈碰撞，一方面，医疗是个交易，另一方面，这个交易人命关天；一方面，医生有权力获得恰当的报酬、尊重、正常的生活、休息、精神的放松，另一方面，大多数人的低收入和需求大得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使他们无法获得他们的权力。

医疗问题的解决有赖于3个基础：资源充沛、人道精神和信用体系，它们分别是物质资源、精神资源和权力资源的配置。

在美国，市场、政府和宗教精神在上述3个方面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宗教精神，在物质资源的提供，精神资源的支撑和权力资源的使用方式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医疗问题在人性冲突中的激烈程度，事实上世界没有一种制度能比较好的解决问题，人类还没有创造出一种比较完善的制度能解决这么尖锐的矛盾。

中国的医疗改革，由于没有宗教精神的支撑，注定要失败。同样，没有宗教精神的支撑，丛林法则将会带领中国走向失败和分裂。
2012.03.30

2012-03-27 13:28:24对重庆模式的账本的评论: 这个叫叶什么的，自封为财经作者，既不懂财也不懂经。

首先，文章前半部作为要批判的，数字凿凿，后面批判这些凿凿数字却全是意测，作者是脑子有毛病还是有意说反话？

其次，土地财政对于经济起步的一个长时期是必经之路，关键是考察其公平和效率。

英国资本主义起始于圈地运动。美国建国后的100多年，经济发展主要靠“土地财政”。

美国建国之初，地广人稀，杰斐逊主张均分土地，汉弥尔顿要拍卖，也就是要搞土地财政，结果汉弥尔顿赢了。以后美国用战争进行土地扩张，用拍卖土地养战争。后来又用土地支持铁路建设，从此产生了大型企业、资本市场和现代规模经济。

美国虽然有民主制度，但100多年的土地财政照样黑暗腐败，其结果是官商勾结经济高度集中，人民怨声载道。杰斐逊精神创立的民主党，代表小经济体利益，本来主张经济自由和小政府，这时候变成了主张政府干预，因为没有政府帮助，他们无法和大经济体竞争。

而汉弥尔顿创立的代表土地财政和大经济体利益的共和党，本来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这时候变成了反对政府干预，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政府向他们输送利益了，他们已经比政府更强大了，甚至美国的经济危机，政府束手无策，要靠摩根为首的三巨头来解决。

于是出了个牛仔老罗斯福，他是共和党人却实行民主党政策，从此开始了政府从相反方向干预经济，也就是限制大经济体的过程。

土地财政必然不公平，因为是权力经济，寻租经济。但土地财政是必由之路，就像奴隶经济虽然严重不公平，但却是从原始共产获得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样。

问题在于，重庆是否比其他地方公平，老百姓是否满意？对此，作者讳莫如深。

老温把小薄的事定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事没完也不可能完。消灭不同声音、不同看法、不同探索，这不是政治改革，而是唯我独尊，回到文革。

更重要的是，重庆做的事是胡想做而温没有做到的，胡在年初的文章也明确与温做了切割，6常委去了重庆，温还说自己是孤独的，大道消息说明，温认为只有他代表正确路线，而他的正确路线只有两个字：政改。其他人都是白痴吗？

所以好戏还在后面。
2012.03.27

2012-03-19 13:56:18对世界潮流与中国转型的评论: 为不当获利的富人及其背后的贪腐份子辩护，为汪精卫这样的汉奸翻案，为输出美国的农业利益和支持中国的地产商，主张大幅缩减中国耕地，引进美国转基因粮食。茅于轼的所有主张都在挑战人类良知底线和民族利益底线。

茅于轼这样的狂妄份子在欧美属于“政治不正确”者，根本不可能有发声机会。但是在中国，他却猖狂到无以复加。这种茅于轼现象反映的是中国社会良知沦丧到了什么程度。中国是不是到了需要通过革命来解决这一切的时候了？

2012-02-08 13:54:58对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评论: 周其仁此文水平之高，中国经济学家无以望其项背。此文注定成为中国改革的经典总结，非常希望此文成为中学课文教材，使一代一代人学习中国改革的进程和其中的逻辑关系，以及基础的经济学依据。

此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总结了中国改革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关系，证明了渐进改革的合理性、历史性，不但否定了保守思想，也否定了激进改革思想，还批判了企图全盘否定30年改革的民粹民主派。

文章的启示则在于，当我们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并进入政治改革领域时，不能不考虑“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最大化的边界就是“稳定边界”。

文章第二个特点是，它揭示了邓小平如何抓住群众的首创精神，利用自己的巨大政治威望，仔细衡量“交易费用”，从点到面，从农村到城市，从产权到价格，从经济到政治，稳步有序地推进改革。

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什么也没有发明，所有的发明都来自群众和国外的经济实践（当然经过经济学家的“引进”），邓小平的“设计”在于推动和仔细衡量“费用”，选择可行程序。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的作用与企业家同理。

我们再也不可能有邓小平那样的“创业企业家”了。胡温习李不过是“中国改革”这个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这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参谋班子”。在创业的时候，费用和风险是由企业家衡量的，衡量的工具是他的直觉。虽然职业经理人也要衡量费用和风险，但他们衡量的“工具”更多来源于参谋班子所掌握的“科学”。

这就是中国现在碰到的一个主要难题。作为中国改革这个“企业”的参谋班子，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善于衡量费用和风险，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可行路径，他们只善于“忽悠”。过去他们忽悠没有关系，因为有“企业家”在衡量和承担风险。现在，“职业经理人”不是从“市场”中选择出来的，他们的历史没有证明他们有衡量和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们希望“参谋”们能尽可能“科学”地衡量费用和风险，以让他们承担时风险和费用最小化，但“参谋”们没这个能力，也没有经过这个训练。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犹豫不决：房地产的，土地的，金融的，国企的……真的像经济学家忽悠的那样，完全市场化就万事亨通了吗？即便如此，路径是什么？风险有多大？费用有多高？而经济学家说，那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这样的经济学家合格吗？

中国的经济学家必须面对一个现实，我们的“经理人”是他“爸爸”给他的，不是从“市场”中选出来的，你要为这个“企业”服务，你就得多费点心，多拿出点费用分析、风险分析和路径分析，而不是仅仅宣扬你的主张。更何况那个主张还不是你的，是你从教科书上抄来的。

虽然不无缺憾，周其仁对改革的总结极其精彩，其行文之冷静、内敛、客观，以及力透纸背的热情、激动和自信，使此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我们有理由期望，周其仁能成为中国下阶段改革的设计者而不仅仅是鼓吹者。
2012.02.08

2012-02-06 11:44:33对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评论: 春节期间在美国利用看牙休假的时间，重读了新古典主义大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马歇尔可以说是不厌其烦地告诫经济学家，不要把市场信仰化、极端化。他并且明确指出，这样做的人源于两个原因：不懂哲学和不了解实际经济。

回朔经济思想史，可以清晰看到两条脉络，一条以斯密、穆勒和马歇尔为代表的大师级的科学精神，一条则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宗教精神。哈耶克之前则是简单化。简单化和宗教精神之间有明显的承继关系。

斯密是经济学的创始者，他为经济学安了4条腿：企业、市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道德。在他之后，经济学抛掉了3条腿，成了独腿怪兽。穆勒对于投机经济的论述和马歇尔对规模经济的论述都是对市场宗教的否定，但他们都没能在斯密基础上建立起经济学的完整体系。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在与计划经济的论战中把市场宗教化的，这种历史因素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计划经济彻底失败后，经济学不回归科学性而坚持宗教性，就是十足的愚蠢了。

我在90年代初访问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时，两个学校的经济学家否认这两个经济流派差别很大。他们都引用萨繆尔森的话说，没有人真正反对社会保障、教育补贴、公共监管等，区别在于程度的不同。

这篇短文和FT大多数关于资本主义讨论的文章一样，缺少逻辑的连贯性。前半段讲的是市场和计划，后半段讲的是市场中好的和坏的致富途径。作者实际上想说，政府应该限制坏的致富途径。

当今经济学家，无论中外，就像马歇尔所说，哲学修养和对实际经济的观察能力都很差，他们注定讨论不清楚资本主义到底怎么了。
201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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