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验是：中国县官没有不贪的。
贪污，简直是中国2000年里唯一无法根除的政治恶习。为了治贪，有的人热衷于严刑峻法，受尽苦难的放牛娃朱元璋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他严格计算每个官员的公务支出，几乎做到了让官员们“不多拿国家一分钱”；他热衷于政治恐怖主义，贪污者绝不会被幸福的处决，而是“扒皮充草”，制成人皮囊，悬挂在他生前工作过的办公室里，警示后来者。但这种手段却毫无用处。在他死后，官员们发明了“火耗”这种光明正大的贪污方式，那些悬挂在衙门里的前任们，简直变成了毫无用处的装饰品。
朱元璋妄图靠制度和法律来治理贪污，结果证明了，这就是痴心妄想。
同样是在明朝，也有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的清官——海瑞。在贪腐成为官员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嘉靖朝，海县令清廉的光环简直让人睁不开眼睛。据说当他为母亲过生日买了二斤肉之后，屠夫感慨到“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大人的生意啊”。海瑞买肉，传遍朝野。在他去世之前，唯一还无法了却的心愿竟然是欠着国家的“取暖费”。他死之后，南京城百姓罢市，送葬人流百里不绝。
大清官海瑞就是一个“活标本”，他的行为完全值得我们去认真的研究：清官，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我相信，海瑞绝不是因为惧怕惩罚才廉洁一生的。从根本上说，他心里有着一种近似宗教的信念：如何按照圣贤的教导做人！他的小女儿因为饥饿，吃了路人赠送的一张饼，结果被海瑞关了起来，活活饿死。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反人性的行为；对海瑞来说，却仅仅是按照圣贤的的教导行事而已。圣贤要求清廉，所以海瑞便清廉。
20世纪5、60年代，很多中国人也曾有过这种坚定地信念：实现共产主义。今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幼稚的幻想，但在那个时代，这确实是一种纯洁的信念。因为这种信念，中国的5、60年代和之前的时代有着巨大的不同：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贪污的时代。
同样是华人社会，新加坡、香港比大陆、台湾清廉的多。这肯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法律更完备，制度更严密。文化的影响才是保持廉洁的根本原因。所以仅仅从制度的角度去探讨反腐，简直就是缘木求鱼，如何让中国文化中光明的部分发扬光大，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