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拿台湾的蒋经国来影射今日中国大陆。给作者进一言：作为早期移民海外的华人，还是老实在外面做寓公吧，中国与你无关了。梦想有一天改朝换代回来，作者这个年龄是等不到了。曾国藩有言，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身入局。作者这样抛弃了国家，还想分一杯羹、好处想占尽、还得回来吃中国饭的人令人不齿。大陆与台湾不同。首先是民主化的西方世界容得下身量小的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韩国、日本，却容不下身量超过欧美总和的大陆。大陆只能走与台湾不同的道路。其次，台湾是在成为接近发达国家之际实现民主化的，大陆达到台湾1988年的经济水平，还需要至少20年到30年，甚至40年。请注意，不是用当年的人均美元来核算，而是以当年台湾的世界人均GDP排名来核算。88年的台湾排名估计在世界前30到40名之间。今天的台湾人均GDP排在世界39名，购买力平价（PPP）人均GDP排在世界第21名。就是说，什么时候中国达到台湾的排名，进入世界前30或40名，中国才可以考虑是否像台湾那样。提前的民主化，看看印度，看看菲律宾，看看泰国，看看新埃及。想搞乱中国，就民主吧，让野心家都上台表演，操纵民意。说上面这些，不是反对民主，而是认为应该有序民主，渐进民主，有管控的民主。与作者想的不是一回事。
问题是我们只看到皮毛的改革，没看到民主实质的进步，不错，民主是靠争取来的，不是等来的，不过我们也需要像作者这样在海外的人给我们一种不同的视角，进行民主思想的养成教育，而不必太操心挎省追捕，如果作者在国内，能言语如此坦诚吗。
当我从大学毕业，希望找一份自食其力、有一定发展空间的工作时，我遭遇的是老板们的白眼（不是名校，只是个二本大学）、压榨（“男人当牲畜使，女人当男人使”绝不是笑话）、荒唐和混乱无序的的公司政治。成为骨干的代价就是每周只有半天的休息时间，没有节假日，没有加班费、过节费，早上7:30-晚上22:30，公司盈利不错，但是，我们全部十几个人的薪水（平均不足2K）加在一起和老板给自己开的薪水一样（这仅仅还是薪水）。至于传说中正规的民营和外资“大公司”，没有关系又非名校毕业的我和我们根本不敢抱有奢望。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换了两家公司，中间还通过了数家公司的面试（但是进一步了解和考虑后没有去）——请各位老板、职业经理人不要指责我没有“恒心”或者没有“能力”、“不能融入企业文化”。“恒心”那个东西是即使不能给予希望也要提供一定保障才能出现的，光跑又不吃草的马你见过吗？能力若是不足、不让老板满意我也不会成为所谓骨干，离职时老板更不会一再挽留。这个“融入企业文化”就更搞笑了，企业文化本身只是一个中性的抽象词汇，既有先进的文化又有落后的文化，有正确的，更有错误的。在老板和经理人心理普遍扭曲、失衡，公司治理缺乏规范和秩序的现实中，有几个企业敢声称自己的企业文化是先进的、是符合企业生存发展需要的！ 于是我这个经不起社会考验锻炼的卢瑟先考上了大学生村官、然后是连续考上了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成绩在辽宁省也是排在前列——不考虑专业限制，任何一个职位我都能进入面试，面试成绩也是本组最高。正如我前面所言，我在大学毕业后的人生规划中，原本是不包括进入体制内的。我勤奋工作、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和处理人际关系、积极进取，但是我没有名校的文凭，更没有关系，于是就无法进入传说中正规的、人性化（当然我是不信这个的）的大公司。吊诡的是，正是叶女士一再鼓吹的民营经济将我这样所谓有能力的人赶进了体制内。然后，我们成了叶女士攻击政府对私营企业加大管制、食利化、缺乏创新能力的证据。 在叶女士的论述中——政府只能作为企业（实际上是资本）的服务者、仆人而非管理者，社会的秩序应该完全由资本来控制和主导。仆人不能让主人尽情的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本能，非要干涉，甚至“抢走”一部分利益，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主人们享有是天经地义的，政府对社会进行统筹协调管理的成本让主人们承担是大逆不道的。有时候，叶女士会把主人的概念扩大到“公民”之类华丽的空洞词藻上，但更多时候是回归民资（企业主）这类基本的概念。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结合了中国传统中文人（东林党是一个典型）试图掌控一切话语权冲动的中国变种，是我们这个知识普及、权威消解时代的一个标杆。
你在实践中的遭遇并不能证明叶女士理论的错误。恰恰相反，倒是印证了其推理的必然性。就是因为体制内食利阶层的庞大，才使得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狭小，进而也释放不出太多的生产力（盈利能力不够，自然给予员工待遇不高），遑论企业文化。才使得你这样优秀的人才被迫转身去体制内发展。而这样的趋势反过来更加重社会的负担，因为一流的人不去创造财富，而整天想着如何参与分配（当然我不是说参与制定分配的规则不重要，但人一天比一天多，就麻烦了！）财富。 我看你的回复文笔工整，段落清晰。不像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呀！你既然…….
感觉他前述的一切都只是铺垫，博得同情和共鸣，重点落在最后面。 一是我实在很难相信一个普通人没有关系可以轻易的考入公务员队伍。 二是我不相信公务员队伍要比企业更光明、更有前途。楼主对民营企业颇多微词和抱怨，但只字未提作为一个普通公务员的辛酸苦辣，在领导面前跟孙子一样的心情。 三是楼主根本就不知道公务员队伍是一个纯粹的食利阶层，是不生产财富的，当这个阶层在疯狂壮大的时候，作为生产财富的企业自然被压榨。 楼主文章最后，笔锋一转，指控中国和叶檀女士“社会的秩序应该完全由资本来控制和主导”这种文革的语调，“政府只能作为企业（实际上是资本）的服务者、仆人而非管理者”这难道不是应该如此吗？ 作者通过一系列博同情和共鸣的铺垫，最后转到对政府控制的支持和对自由主义经济学（作者所谓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
其實還是因為體制內的人能比體制外的人容易獲利或者說待遇更優厚。反觀民營企業，已經到了垂死邊緣，而國企員工和公務員，無論企業和單位發展與否，有效率與否，總有政府扶持和撥款，無論經濟環境惡化，員工的口袋總是滿滿的。
其实增值税率在上海的试点结果是，税负成本反而会上升，首先很多成本抵扣不了，其次在上海试点，只有上海开上海的可以抵扣，外地企业开给上海企业的增值税发票不能抵扣，上海开外地的外地企业也不能抵扣。所以总的结果是税负成本反而会上升。物流企业以前是5.6%，现在是6%。
物流企业以前5.6%是全额计征；增值税6%则是对增值部分计征，理论上肯定是降低的。
物流和服务型企业以前应该是营业差额的5.6%计税，其实就已经是增值部分计税了，而且，还没有算退税部分。目前的增值税其实就是增税以缓解政府财政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地也卖不出去了，就等着新的习核心上台后再欣喜地告诉全国人民，“我党”又开发出新的税种了。
liuhm北京
注册时间：2006-09-26
发送站内信
作者拿台湾的蒋经国来影射今日中国大陆。给作者进一言：作为早期移民海外的华人，还是老实在外面做寓公吧，中国与你无关了。梦想有一天改朝换代回来，作者这个年龄是等不到了。曾国藩有言，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身入局。作者这样抛弃了国家，还想分一杯羹、好处想占尽、还得回来吃中国饭的人令人不齿。大陆与台湾不同。首先是民主化的西方世界容得下身量小的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韩国、日本，却容不下身量超过欧美总和的大陆。大陆只能走与台湾不同的道路。其次，台湾是在成为接近发达国家之际实现民主化的，大陆达到台湾1988年的经济水平，还需要至少20年到30年，甚至40年。请注意，不是用当年的人均美元来核算，而是以当年台湾的世界人均GDP排名来核算。88年的台湾排名估计在世界前30到40名之间。今天的台湾人均GDP排在世界39名，购买力平价（PPP）人均GDP排在世界第21名。就是说，什么时候中国达到台湾的排名，进入世界前30或40名，中国才可以考虑是否像台湾那样。提前的民主化，看看印度，看看菲律宾，看看泰国，看看新埃及。想搞乱中国，就民主吧，让野心家都上台表演，操纵民意。说上面这些，不是反对民主，而是认为应该有序民主，渐进民主，有管控的民主。与作者想的不是一回事。
问题是我们只看到皮毛的改革，没看到民主实质的进步，不错，民主是靠争取来的，不是等来的，不过我们也需要像作者这样在海外的人给我们一种不同的视角，进行民主思想的养成教育，而不必太操心挎省追捕，如果作者在国内，能言语如此坦诚吗。
当我从大学毕业，希望找一份自食其力、有一定发展空间的工作时，我遭遇的是老板们的白眼（不是名校，只是个二本大学）、压榨（“男人当牲畜使，女人当男人使”绝不是笑话）、荒唐和混乱无序的的公司政治。成为骨干的代价就是每周只有半天的休息时间，没有节假日，没有加班费、过节费，早上7:30-晚上22:30，公司盈利不错，但是，我们全部十几个人的薪水（平均不足2K）加在一起和老板给自己开的薪水一样（这仅仅还是薪水）。至于传说中正规的民营和外资“大公司”，没有关系又非名校毕业的我和我们根本不敢抱有奢望。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换了两家公司，中间还通过了数家公司的面试（但是进一步了解和考虑后没有去）——请各位老板、职业经理人不要指责我没有“恒心”或者没有“能力”、“不能融入企业文化”。“恒心”那个东西是即使不能给予希望也要提供一定保障才能出现的，光跑又不吃草的马你见过吗？能力若是不足、不让老板满意我也不会成为所谓骨干，离职时老板更不会一再挽留。这个“融入企业文化”就更搞笑了，企业文化本身只是一个中性的抽象词汇，既有先进的文化又有落后的文化，有正确的，更有错误的。在老板和经理人心理普遍扭曲、失衡，公司治理缺乏规范和秩序的现实中，有几个企业敢声称自己的企业文化是先进的、是符合企业生存发展需要的！
于是我这个经不起社会考验锻炼的卢瑟先考上了大学生村官、然后是连续考上了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成绩在辽宁省也是排在前列——不考虑专业限制，任何一个职位我都能进入面试，面试成绩也是本组最高。正如我前面所言，我在大学毕业后的人生规划中，原本是不包括进入体制内的。我勤奋工作、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和处理人际关系、积极进取，但是我没有名校的文凭，更没有关系，于是就无法进入传说中正规的、人性化（当然我是不信这个的）的大公司。吊诡的是，正是叶女士一再鼓吹的民营经济将我这样所谓有能力的人赶进了体制内。然后，我们成了叶女士攻击政府对私营企业加大管制、食利化、缺乏创新能力的证据。
在叶女士的论述中——政府只能作为企业（实际上是资本）的服务者、仆人而非管理者，社会的秩序应该完全由资本来控制和主导。仆人不能让主人尽情的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本能，非要干涉，甚至“抢走”一部分利益，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主人们享有是天经地义的，政府对社会进行统筹协调管理的成本让主人们承担是大逆不道的。有时候，叶女士会把主人的概念扩大到“公民”之类华丽的空洞词藻上，但更多时候是回归民资（企业主）这类基本的概念。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结合了中国传统中文人（东林党是一个典型）试图掌控一切话语权冲动的中国变种，是我们这个知识普及、权威消解时代的一个标杆。
你在实践中的遭遇并不能证明叶女士理论的错误。恰恰相反，倒是印证了其推理的必然性。就是因为体制内食利阶层的庞大，才使得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狭小，进而也释放不出太多的生产力（盈利能力不够，自然给予员工待遇不高），遑论企业文化。才使得你这样优秀的人才被迫转身去体制内发展。而这样的趋势反过来更加重社会的负担，因为一流的人不去创造财富，而整天想着如何参与分配（当然我不是说参与制定分配的规则不重要，但人一天比一天多，就麻烦了！）财富。
我看你的回复文笔工整，段落清晰。不像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呀！你既然…….
感觉他前述的一切都只是铺垫，博得同情和共鸣，重点落在最后面。
一是我实在很难相信一个普通人没有关系可以轻易的考入公务员队伍。
二是我不相信公务员队伍要比企业更光明、更有前途。楼主对民营企业颇多微词和抱怨，但只字未提作为一个普通公务员的辛酸苦辣，在领导面前跟孙子一样的心情。
三是楼主根本就不知道公务员队伍是一个纯粹的食利阶层，是不生产财富的，当这个阶层在疯狂壮大的时候，作为生产财富的企业自然被压榨。
楼主文章最后，笔锋一转，指控中国和叶檀女士“社会的秩序应该完全由资本来控制和主导”这种文革的语调，“政府只能作为企业（实际上是资本）的服务者、仆人而非管理者”这难道不是应该如此吗？
作者通过一系列博同情和共鸣的铺垫，最后转到对政府控制的支持和对自由主义经济学（作者所谓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
其實還是因為體制內的人能比體制外的人容易獲利或者說待遇更優厚。反觀民營企業，已經到了垂死邊緣，而國企員工和公務員，無論企業和單位發展與否，有效率與否，總有政府扶持和撥款，無論經濟環境惡化，員工的口袋總是滿滿的。
其实增值税率在上海的试点结果是，税负成本反而会上升，首先很多成本抵扣不了，其次在上海试点，只有上海开上海的可以抵扣，外地企业开给上海企业的增值税发票不能抵扣，上海开外地的外地企业也不能抵扣。所以总的结果是税负成本反而会上升。物流企业以前是5.6%，现在是6%。
物流企业以前5.6%是全额计征；增值税6%则是对增值部分计征，理论上肯定是降低的。
物流和服务型企业以前应该是营业差额的5.6%计税，其实就已经是增值部分计税了，而且，还没有算退税部分。目前的增值税其实就是增税以缓解政府财政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地也卖不出去了，就等着新的习核心上台后再欣喜地告诉全国人民，“我党”又开发出新的税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