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层所有的反贪都是政治斗争。潜规则中有贪污额度,只要不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就没事。 2、太子党无官不贪,却从未被查,他们的势力就像癌症蔓延一样,单调递增。
政治斗争是应该的,没有政治斗争那才叫危险,政治斗争本质上就是派系斗争,西方民主社会也是由于派系斗争才促进进步了。
西方的派系斗争也是在争利益么? 美国派系斗争了200年,共和党和民主党争了200年的利益,现在他们的党产,没有10万亿,也有8万亿了吧。 把持这两党的人的家产,没有五万亿,也有三万亿了吧。 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美国的哪个党的领导和他的子孙,可以靠当领导富可敌国的?
北大还是有人才的,作者列举的林毅夫教授就是个人才,北大也有很多教授敢公开讲授一些被政府主流意识所不容的一些内容的,也敢于批评时政。从这点讲北大的基本精神还是存在的。
林正义就算是个人才。好象也是台湾培养,然后被中国当作样本来炫耀的而已。
"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金正日~"一个讣告中的亲密朋友让软实力消失殆尽!
这个,与今天的头版头条“中投拟投资西方基础设施”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内疯狂榨取,对外无耻讨好。
此文不幸渗透出作者可爱的理想主义情怀。 据说很多人非常厌恶“民族劣根性”这个词,但作为群体意识在个体行为上的表现,它是存在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战争最频发的国家,同时也是高度重视泛亲缘关系的一个民族,从宗族体系到国家体系,泛亲缘关系是判断人们基本政治立场最有力的依据。 西方没有“x奸”,是因为中世纪孕育了可贵的契约精神,国王和领主、领主和骑士,他们的忠诚关系、保护关系和敌对关系往往由契约决定。契约是可以更改的,但亲缘无法更改。同宗、同族、同乡、同窗、同年(同榜录取),这怎么改?所以中国人的立场带有一种宿命论式的“无可改变”。当然这也就生出很多或凄戚或壮烈的悲剧,乔峰就是一例。 所以,一方面,泛亲缘的文化基础,加上战争带来的危机感,使得中国出现了“汉奸”——只要你改变了你的“天然立场”,那就是确凿无疑的背叛,无法在危机中对你加以信任。 另一个重要方面,“汉奸”还与我们的(主要是当权者)功利主义的历史观有关。比如吴三桂,著名汉奸,但同朝为官的著名汉臣张廷玉则没有这个称号。而“解放台湾”的施琅,彻底扑灭了“明朝反攻大陆”的理想,由于功利主义史观的需要,则摇身一变成为“民族英雄”(到底哪个民族?)。所以是不是汉奸,还要看当局的具体需要。 所以,总体上我认为汉奸并不复杂,他们的共同特性是背叛了泛亲缘关系中的“天然立场”,篡改一个民法术语,汉奸很多时候要承担“无过错罪责”。上例中的乔峰就是如此,你继承契丹人的基因并不是你的错,但你仍然犯了罪。老金用中国的汉奸概念写出了古希腊索福克勒斯式的悲剧,展现了“命运”对乔峰的无情碾压,这就是功力啊。 那么能不能如作者所说,“对于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客观和充分的描述”呢?当然、必然、显然不能。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子为什么要曰这个,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不到才提醒我们。中国人向来是以言举人、以人废言,还是上面的原因,有“天然的立场”嘛。就像网上吵架,只要打两个字就够,五毛or汉奸,然后你再说什么谁在乎。 海德格尔支持纳粹,固然是其人生中的重大污点,但无损于他思想的光辉,但在中国人的文化氛围中,这基本不可能的。那如何才能可能?只能等着我们逐渐“西化”,褪去这一身的“民族劣根性”才会可能。
lmpinghan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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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层所有的反贪都是政治斗争。潜规则中有贪污额度,只要不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就没事。
2、太子党无官不贪,却从未被查,他们的势力就像癌症蔓延一样,单调递增。
政治斗争是应该的,没有政治斗争那才叫危险,政治斗争本质上就是派系斗争,西方民主社会也是由于派系斗争才促进进步了。
西方的派系斗争也是在争利益么?
美国派系斗争了200年,共和党和民主党争了200年的利益,现在他们的党产,没有10万亿,也有8万亿了吧。
把持这两党的人的家产,没有五万亿,也有三万亿了吧。
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美国的哪个党的领导和他的子孙,可以靠当领导富可敌国的?
北大还是有人才的,作者列举的林毅夫教授就是个人才,北大也有很多教授敢公开讲授一些被政府主流意识所不容的一些内容的,也敢于批评时政。从这点讲北大的基本精神还是存在的。
林正义就算是个人才。好象也是台湾培养,然后被中国当作样本来炫耀的而已。
"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金正日~"一个讣告中的亲密朋友让软实力消失殆尽!
这个,与今天的头版头条“中投拟投资西方基础设施”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内疯狂榨取,对外无耻讨好。
此文不幸渗透出作者可爱的理想主义情怀。
据说很多人非常厌恶“民族劣根性”这个词,但作为群体意识在个体行为上的表现,它是存在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战争最频发的国家,同时也是高度重视泛亲缘关系的一个民族,从宗族体系到国家体系,泛亲缘关系是判断人们基本政治立场最有力的依据。
西方没有“x奸”,是因为中世纪孕育了可贵的契约精神,国王和领主、领主和骑士,他们的忠诚关系、保护关系和敌对关系往往由契约决定。契约是可以更改的,但亲缘无法更改。同宗、同族、同乡、同窗、同年(同榜录取),这怎么改?所以中国人的立场带有一种宿命论式的“无可改变”。当然这也就生出很多或凄戚或壮烈的悲剧,乔峰就是一例。
所以,一方面,泛亲缘的文化基础,加上战争带来的危机感,使得中国出现了“汉奸”——只要你改变了你的“天然立场”,那就是确凿无疑的背叛,无法在危机中对你加以信任。
另一个重要方面,“汉奸”还与我们的(主要是当权者)功利主义的历史观有关。比如吴三桂,著名汉奸,但同朝为官的著名汉臣张廷玉则没有这个称号。而“解放台湾”的施琅,彻底扑灭了“明朝反攻大陆”的理想,由于功利主义史观的需要,则摇身一变成为“民族英雄”(到底哪个民族?)。所以是不是汉奸,还要看当局的具体需要。
所以,总体上我认为汉奸并不复杂,他们的共同特性是背叛了泛亲缘关系中的“天然立场”,篡改一个民法术语,汉奸很多时候要承担“无过错罪责”。上例中的乔峰就是如此,你继承契丹人的基因并不是你的错,但你仍然犯了罪。老金用中国的汉奸概念写出了古希腊索福克勒斯式的悲剧,展现了“命运”对乔峰的无情碾压,这就是功力啊。
那么能不能如作者所说,“对于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客观和充分的描述”呢?当然、必然、显然不能。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子为什么要曰这个,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不到才提醒我们。中国人向来是以言举人、以人废言,还是上面的原因,有“天然的立场”嘛。就像网上吵架,只要打两个字就够,五毛or汉奸,然后你再说什么谁在乎。
海德格尔支持纳粹,固然是其人生中的重大污点,但无损于他思想的光辉,但在中国人的文化氛围中,这基本不可能的。那如何才能可能?只能等着我们逐渐“西化”,褪去这一身的“民族劣根性”才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