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裔学者谈《大国崛起》】强国崛起,最终取决于什么内部成因?《大国崛起》播出,辗转传递了何种讯息?华裔学者余英时、郑永年、李成接受FT中文网魏城采访,阐述己见。
2007年01月15日 00:00 AM

海外华裔学者谈《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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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内部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

——这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在中国电视片《大国崛起》中说的一句话。

“强国都是由内到外”

自从去年年末《大国崛起》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以来,郑永年的这句话在海内外中文网站上被网民广泛引用。新年伊始,郑永年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又复述了这句话。

郑永年随后又向我详细阐述了这句话的含义,他说:一个国家内部制度的健全,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健全。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在高速发展,但单纯的经济崛起,还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全面的崛起。

郑永年说,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又开始了社会改革。近30年来,虽然中国并非如外界所言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任何政治改革,但也应当承认,中国以往的政治改革都是辅助性的。

郑永年强调说,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是否能维持下去,主要取决于现存政治体制能否应付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类问题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而只有整体性的政治改革才能应付今天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年龄、背景、工作地点、研究方向等方面,74岁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余英时与44岁的郑永年显然有很大差别,但他们在大国崛起原因的看法上却不谋而合。

余英时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近现代强国的崛起,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济上占上风,二是内部有很好的制度。近代史上最早崛起的国家,主要是一些海洋国家,他们靠着海洋贸易先起来了,实现了亚当·斯密所说的“国富”;但能否维持这种“国富”,则要取决于内部的制度。近代以来,那些比较长期地维持国力富强的国家,即使尚未实行完全的民主,也至少有宪政和法治,内部秩序比较清楚。换句话说,强国都是由内到外,绝对不是仅仅靠有钱,就能发展起来的。

余英时不久前刚刚获得素有“人文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卢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生成就奖”。在电话中,年逾古稀的余英时,思路和口齿却非常清晰:“我想强调的是,大国崛起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内部秩序要比较安定,比较合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例如,英国如果没有那么好的制度,它也不可能在海外扩张和发展。”

“政治制度创新”?

虽然《大国崛起》讲述的是近现代其它强国崛起的故事,但无人否认,该片的潜台词却是为中国崛起这一未来“大戏”而草拟的。那么,中国怎样才能实现余英时所说的“比较安定、比较合理”的内部秩序呢?

郑永年认为,中共要承担起政治制度创新的历史责任。他强调说,政治制度创新并不是说要仿效任何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仿效不来的,并且也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民主政治是个大方向,但民主只能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创新的结果。中共只有通过政治制度创新才能实现国家内部的长治久安,进而实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全面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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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简介

身在海外,远观中国,虽属无奈,但也落得一个独特的“距离感”,也许观感更为冷静、客观。 作者魏城,1959年出生于中国北京,1992年移居加拿大,1998年移居英国。先后在《中国青年报》、《星岛日报》加拿大版、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现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深记者、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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