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普通美国人的富裕生活一直是美国生活方式最为强大的广告之一。1959年，当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辩论时，尼克松承认，苏联可能已“在火箭发展（以探索外太空）方面”超过美国，但他骄傲地以彩电和厨房电器为例，表明美国的实力。

30年后，当我作为一位交流学生到达前苏联时，美国的个人财富一直是美国吸引力的重要一部分。在当时的基辅，与外国人联系仍相当危险，因此我的朋友们大多是持不同政见者及其支持者们。然而，甚至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下，我家里富足的物质生活也是他们重点关注的东西。

对于美国消费文化而言，这一经历可能是我永远的一个弱点。我不愿购物（这可能是源于我不确定的审美判断），但从原则上来说，我喜欢这个国家在商业上的繁荣。收款台通道的自由选择与在书店、虚拟空间或投票站里的自由选择差不多。我认同尼克松的说法，即美国消费主义的辉煌之一是多数人都应买得起奢侈品（当时是彩电，现在是iPod）。

因此我略带遗憾地意识到，美国的放纵时代似乎正让位给节俭时代。例如，本月早些时候，沃尔玛(Wal-Mart)首席执行官李•斯科特(Lee Scott)告诉我和我的同事，他的一些行为谨慎的顾客购买的意大利面已从32盎司变为48盎司，每盎司价格更低。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的支持者们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紧张。同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苏珊•莱恩(Susan Lyne)表示，客户已开始要求一些没有那么多奢华配料的制法。这仍是美国，一些节俭者甚至用宗教语言来描述他们在个人财务上的变化。《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记者纳塔利•麦克尼尔(Natalie McNeal)表示，她已“宣誓节俭”，并与她的博友们分享减少支出斗争的经验。她的博客名为“Frugalista Files”（本周的难题是花16美元买一件T恤是否可行）。

美国经济正在放缓，可能会步入衰退，因此毫不令人吃惊的是，一度不知疲倦的消费者们正在喊暂停。但与适应更少薪资、经济不安全性上升的短暂时期相比，美国人需要做出的改变——以及正在做出的改变——要更多。金融危机有许多复杂原因，但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像美联储(Fed)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上周在一次罕见的演讲中所言：“所有美国人都热衷于以超出生产能力的水平支出和消费。”这个原因不是只有经济学博士才能理解。麦克尼尔的博客更关心得到Dunkin' Donuts的免费糕点，而非解决全球金融失衡，但她却得出了与沃尔克相同的结论：“我们太多人支出太容易，不会考虑我们的金融未来……结果呢？我们得到的是持续送给我们的肮脏礼物：信用卡差额。”

如果美国的Frugalista博友们能够坚守承诺，他们的个人经济状况肯定会变好，美国和全球经济也如此。但这种必要再调整不会没有痛苦。所有人都希望，美国消费者不会对他们的支出嗜好采取冷火鸡方法，因此政府在6月将对消费者实行600美元退税政策；这些财政激励旨在让他们消费，而非储蓄。

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美国家庭享受到的便捷贷款可能掩盖了该国活跃资本主义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之一。那就是，尽管美国整体经济增长，同时美国多数有智慧——或最幸运——的公民得到的回报有所增长，但美国家庭收入中值似乎已限于停滞。

在与赫鲁晓夫的辩论中，尼克松知道，坚持表示美国的任何一个蓝领工人都可以享受消费的乐趣，这点很重要。长期以来，美国资本主义的实力一直是美国将超级成功人士奉为英雄而非恶人的文化本能。这种态度取决于机会均等的强大假设和这样一种看法：即便他们不是富豪，努力工作的普通人也会生活无忧。如果麦克尼尔少购买一双她喜欢的露趾女鞋，这对她也不会产生什么太大影响，但如果像她一样的人都开始认为，经济低迷将对他们产生根本性不利影响，那么由此带来的政治后果将远远超过时尚。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