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林语堂

去年8月到9月，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线是不确切存在、却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从黑龙江的爱晖出发，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在地图上，这是一条斜线，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1935年创造了这条线——爱晖—腾冲线，它也被称作“胡焕庸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40%左右的东南部地区，6%的人口居住在60%左右的西北部地区。

出生于1901年的胡焕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学习现代知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被当作拯救古老中国的手段。

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国家，你能够帮助她吗？鲁迅不是在1927年说我们是“无声的中国”——“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胡焕庸相信人口与地理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角度，地图上这条斜线不正说明了为何中国是如此的拥挤，人口的压力这样大。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判断，也能从我们昔日的经验中获取某种精神与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语堂在1934年手不停歇的写作《吾国吾民》——中国历史悠长，曾经无比辉煌，也有很多弱点，但它充满了韧性，总是能从挫折中复原；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将1937年的抗日战争，比作将近1600年前的淝水之战，上一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的再生，以南方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导了中国，而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多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剂泻药，帮助中国摆脱痼疾，重新获得勃勃生气。

这些片段总是让我动容。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代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做出的反应的热忱、丰富与深沉。他们的洞察力超越了时间，以至于70年后，仍滋养着新一代人。

今天，尽管经过多次移民，我们的人口分布仍遵循着胡焕庸线的划分，而70年过去了，没有著作比《吾国吾民》更诚实与美妙的解说中国，其中很多判断似乎是为这个时代而作。

地图上的斜线，不可能成为真实道路。我们的旅行大致沿着它进行，乘坐长途公共汽车我们经过东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浓重的烟尘中穿行，在秦岭中绕来绕去后抵达了风物不同的汉中，然后从川北的绵阳到成都平原，最终进入云南……我们路过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谈话，我迅速忘记了试图通过这条胡焕庸线来了解中国本质的宏大愿望，但是和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触，却带给我某种更细微的触动——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迅速变迁、种种的社会运动，20世纪的中国被各种灾难与实验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们必须顽强的在其中寻找平衡，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那个古老中国很多特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他们勤劳、忍耐、富有韧性、随遇而安，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时期的气质也改变了他们，他们渴望各种“新生活”、不害怕流动性，甚至胆大妄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