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香成第一次明确的身份意识与红领巾有关。那是1957年的福州，6岁的刘香成是鼓楼一中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小学生胸前佩带的红领巾，是这个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表现自己“先进性”的诸多努力之一，也像很多事物一样，它来自于苏联的影响。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的基础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后，东正教传统中小孩子的“主日课”时的红领巾，摇身变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少先队的标志。自1917年以来，苏联的道路为饱受羞辱的古老中国，提供了意外的选择。

班里几十位同学中，刘香成是唯一没有佩带上红领巾的。“就像全红中的一点黑，黑就是我”，多年后，刘香成回忆说，“这也是我领会到新中国的制度的开端。”

阻碍这条红领巾的是刘香成的出身。原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了，在乡村，贫农批斗地主、分了后者的家产，在城市，资本家被打倒，一种求新的观念弥漫在社会气氛中，人们或许尚不清楚该拥抱的新价值观是什么，却知道需要抛弃所有的旧思维、旧秩序。鼓楼一中小学位于福州军区的北门，它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军队干部子弟，他们是新秩序中最上层的群体。

出生于1951年的刘香成，算得上是典型旧秩序的后代。他的一位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邮传部尚书陈壁，在中国历史上，他的名字除去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紧密相联，他还曾挪用了部分福建马尾船厂的经费来修建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他还拥有中国士绅阶层对教育的热心，在他创办的一系列学堂培育出众多学生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梁漱溟。

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则是失序的民国年代中自我奋斗青年的缩影。他的出生地湖南的湘潭，山清水秀却很贫穷。读书、当土匪，或者从军，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三种方式。刘季伯幸运的成为一名将军的助手，并被送入上海的一所大学培训，毕业后他先是成为蒋介石的福建省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然后在一所学校里教书，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小姐叫陈伟雯——陈姓大家族的一位小姐。

这桩地位不对等的恋情，最终成就了婚姻。他们住进陈家赠送的一座四合院里，邻居中有一位叫严家淦，当蒋介石1975年在台北去世时，他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稳定的生活没有持续多旧，混乱而焦灼不安的1949年到来了。刘季伯夫妇没有听从严家淦的建议前往台湾，他选择了去香港，这个南中国的殖民小岛拥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对新秩序心感不安的商人、官员、知识分子、黑社会和普通难民。在那里的他又意外的成为《星岛日报》的社论作家，为他牵线的则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也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一样，刘季伯的民族情感远远高于党派之争。他在1950社论中，他将新中国比喻成春天的到来。

刘香成出生在1951年10月的香港，是这对夫妇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3年后，他的母亲抱着他又回到了福州的老家，因为刘季伯相信“教育还是大陆好”，香港只是个小渔村。

福州那座四合院在1954年时不是私有财产了，从居委会主任开始，好几个新住户搬了进来。不过还有几间留给了刘香成和他的母亲。

在刘香成懵懂的童年岁月里，中国发生着眼花缭乱、深刻的变革。在国际上，她已在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中战胜了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她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重要的国家；而在国内，它要更改持续了上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心理，她发动了土改，解放了妇女，镇压了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将党支部建立到每一个村庄。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毫不迟疑的进入人的内心。人们检讨自己，揭发别人，热情高涨的投入集体生活，长期受困于“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正在被锻造成同一种力量、同一个声音。当然，牺牲者经常被忽略掉，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一致的声音，就会被隔离，被视作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