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奥运“和谐”的加气难

坐出租同司机闲聊，因为知道重庆车辆“加气难”的事儿，所以问问近况加何？

也许是听习惯了“老样子”的答案，司机的回答让我有点意外。

“现在好多了，加气排队大概需要40分钟。”

而这个答案在10天之前是2个多小时。

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我询问如此巨大变化的原因，司机给我讲了一个很中国式的故事：

因为“加气难”已经影响到出租车的营运（夏天不敢开空调，加气排队大大缩短了正常营运时间），导致很多出租车司机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几乎是零收入，于是他们在网上发帖号召在7月14、15号罢工。

而这一信息被公安了解后，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立刻对中石油中石化等利益集团施压，同时派出了警力监督加气站的工作，13号的晚上，“加气难”的问题已近大大得到了缓解。

末了，司机满怀希望地说，“看来奥运期间加气也要好过一些了，老百姓没有活路就只有一个办法，将事情闹大，然后才有人出面管事儿。”说罢很自豪地笑了。

博弈中的平衡木

加气为什么这么难，不是因为没有气，而是因为利益冲突。

一方面，气价、油价关系到民计民生，是一个必须稳定的铁问题；另一方面，加气站又是一个经营主体，隔壁邻居成都的气价就要比重庆高上一大截，并且市政府也数次驳回了气站价格调整的申请。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各个气站开始以怠工拖延方式给政府施压，矛盾由此产生。

而政府在面临这种群体罢工等事件的时候，又只有强制牺牲部分集团利益的手段来换取一段时间的和谐。

企业破产也是如此。破产企业没有能力缴纳水电气费，于是开始停水停电，这样一来影响到了企业员工的生活，于是就走上街头静坐请愿。面临压力的政府只有舍车保帅，强制恢复供应（往往这样的企业想破产也不容易，因为这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地方政府也很为难。

财政高度集中和政绩压力迫使地方不断寻找抓手，扶持某个企业潜在的利益交换就是要为政府这些额外的支出买单，像汶川一地震企业就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说难听是摊派，说好听就是募捐，而企业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官不官民不民的中国特色。

但是这样循环下去气站水厂也会出现经营危机，一旦危机出现，同样也将演变成为政府的责任，或者拉郎配找人重组，或者上市扩容消化矛盾。

每一届政府在任期内很少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思维只不过是推迟了矛盾爆发的时间，轮番演绎的平衡术已经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社会公积的信任基础

其实，我们并非无路可走。

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为中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处理方式，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足够庞大的、能够为全体公民所共享的社会公积，既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保障，同时也能保障每个社会单元各司其职。

而这些我们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做的工作又何其之少。

客观地说，西方能有今天如此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他们通过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中国的发展积累还远远不够。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长期官本位教育的结果，让我们的民众对此认识十分不足，长时期固守着小农自保的意识形态；而即当运动员又当守门员的政治体系也让民众不敢相信社会积累分配的公正性，上海社保基金案就反映了社会积累为一些利益集团所利用的现实，万幸是没有出现汶川这样突袭而来的灾难变故，还让我们有时间来从容改进，否则这个问题的警醒意义就更加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