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5月的中国大地震发生六周后，一群志愿社会工作者来到富新第二小学(Fuxin Number Two Primary School)的废墟，开始和地震中因校舍倒塌而遇难的学生的家长见面。

起初，他们看起来就和其他赶往地震灾区的中国公民一样。地震后，有130万中国公民立即赶往灾区提供援助，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公民参与精神。

但一些家长很快断定，新到来的这一群“志愿者”有些奇怪。

“我们要求查看他们的证件，但他们不给我们看，而且虽然他们都很和善，却一直跟我们说不要制造麻烦，”一名家长表示。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他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他表示，这5名志愿者一再敦促家长们停止要求开展调查，其中包括为什么学校建筑质量如此之差，为什么在5月12日的地震中，学校周围的多数建筑都依然伫立，只有学校倒塌了。

其他许多家长也对这些固执己见的社会工作者表示怀疑。

“他们肯定是政府派来监视我们的，想找出麻烦制造者，”一位同样要求匿名的家长表示。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绵竹市富新二小131名遇难学生的家长是调查呼声最高的群体之一。

中国媒体刊登了一张照片：一位政府官员跪在愤怒抗议的富新二小学生家长面前。这张照片迅速成为人们对7000间倒塌教室日益增长的愤怒之情的有力象征。

照片发表后不久，安全部门提出了抗议，政府禁止了对该问题的报道。

这种压制与地震后全国各地志愿者奔赴震中地区伸出援手的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激励志愿者这样做的，是官方媒体对这场自然灾害24小时不间断的电视报道——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不过，虽然宣传部门指示媒体为志愿者的无私精神喝彩——这种精神与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的理想主义时期相吻合——政府却悄悄封锁了志愿者参与的渠道。

一方面出于物流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出于控制公众生活各个方面的根深蒂固的本能反应，中国政府很快就要求所有志愿者到有关政府部门注册，通过得到认可的组织运作。不久，哪类志愿者是不受欢迎的就可以明显看出来了。

其中一位不受欢迎的志愿者是人权维权人士黄琦，他在地震发生一个月后被捕，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他前往地震灾区超过10次，为幸存者带去食物、饮用水和药品。

在去灾区的时候，他给悲痛的家长（包括富新二小学生的家长）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如何针对政府展开法律行动，并在自己创办的网站中国天网（www.64tianwang.com）上描述了家长们的悲痛经历。

黄琦的妻子、母亲和同事断言，在政府试图压制倒塌学校建筑质量低劣引起的公愤时，逮捕黄琦是为了惩罚他对如此敏感话题的关注。

这不是黄琦第一次遭到迫害。以前，在1989年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抗议活动遭到全国性镇压后，由于代表事件中遇难学生的家长展开维权活动，黄琦曾入狱5年。

“我们不敢相信，安全部门会把失去子女的家长们说的话看作国家机密，”黄琦的妻子曾丽表示。“他是个真正的志愿者，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帮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

在黄琦被捕后不久到达富新二小的5位“志愿者”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他们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All China Women's Federation)组织的、来自北京和上海的社会工作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