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国际社会极关注的，是中国官方媒体被允许报道“负面新闻”。而中国媒体似乎一点没让大家失望，马上就报道了甘肃陇南市11月17-18日的骚乱事件。不过，未出现在中国官方报道里、而由国际媒体披露的细节是：该地发生拆迁户上访演变成万人抗议，当地政府未及时出面协商解决问题，只得出动大批武警“镇乱”，造成100多人重伤，200多人被捕，据说有人死亡。

在这之前不久，则有关于江西、贵州等地性质类似、规模相当的骚乱事件报道。所有这类事件，皆触及中国治理的神经中枢：中国社会为何难以摆脱“乱—治—乱”的封闭性循环？我的观察是：要害在于在“大乱—大治”之后，插入了“大窒”。

1949年以前的百年中国，历经兵祸战乱；1949年后的中国，历经政治动荡。可以说，“大乱”是无论中国的官或民均深为恐惧的局面。只有毛泽东例外，他一生最大的自信就是，他想乱就乱、想治就治，从大乱到大治，均在掌控之下。

确实，中国在文革前的几次乱，都被毛控制下来了。但文革这场大乱，并未如他所愿那样收放自如，直到他驾崩时仍未停止。文革是毛一生中最有意搞起来、也是惟一没有被他控制住的一次大乱。邓小平从第一次复出到第二次复出，努力做的，就是将毛的“大乱”转向“大治”（即所谓的“安定团结”）。毛曾批评邓，安定团结不是不讲阶级斗争。1978年当邓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者后，其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大治”，他认定这乃是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若将邓的治理目标放在中国充满动荡的近现代史上来考察，这一诉求无疑是合理的；若将其放在10年文革的背景上来考察，更显合理。邓当时为达到“大治”所采取的很多政策，符合国家的长期发展利益，也符合当时绝大多数百姓和官员的期待。在毛时代，中国各阶层都被折腾得太惨了。

邓小平当时采取的最重要的“大治”措施，是废除文革期间中国老百姓揭露批判官僚特权、贪污腐化也是互相攻击打"派战"的最基本手段——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

任何一个合理的举措，只要把它推行过分，就会从正确迈向谬误。“好的最大敌人是最好”，我经常引用这句话。“好”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把好的东西推向极端，就会成为负面的东西了。

假如邓在取消文革时代的“四大自由”——它们既是老百姓发泄民愤的渠道，更是毛整肃对手的武器——的同时，能够以更大的力量来发展现代社会里民情、民怨、民意表达的合法渠道，如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和相对自由的媒体，那我们今天就可以讲，邓不单取得了终止大混乱的成就，也开辟了更先进的治理机制。在邓主政初期，对此并非全无考虑。他曾有过一些先进的设想，这方面最突出的体现，是1980年邓的《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邓的这篇文章中有句名言：没有好的制度，任何人都可能做坏事。这个提法已接近于宪政思想的出发点，即制度的制衡远胜过领导者个人的道德素质。只要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可以说，中国很多的官僚特权和腐败，就会遇到有效的制度抗衡。可惜邓在这方面不坚定，本来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1983年"整党"，很快遭遇一些当权者的抵制，那样下去，会伤害手握实权的既得利益者。因而这一理念非但没有持续下去，反而出现了针对彻底改革派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