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就职后，将拿出一套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许多其它国家政府也在采取类似的举措。甚至连德国也被生拉硬拽地拖入了这场竞赛。

“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幽灵又重返人间。联袂而至的还有他最有趣的信徒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现在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明斯基时刻”——那就是金融狂热转变为恐慌的那一刻。

和所有先知一样，凯恩斯为追随者提供了模棱两可的训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凯恩斯的信徒们提出了财政微调的主张，现在很少有人仍然信奉。不过，同样没有人信奉凯恩斯著名的学术对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的货币供应量目标政策。如今，在凯恩斯辞世62年后，在又一场金融危机发生并出现经济衰退之时，我们更容易理解凯恩斯的教义中有哪些内容仍然适用。

在我看来，有三大教训。

第一个教训由明斯基进一步发扬光大：即不要把金融家的话太当回事儿。“唉，一个可靠的银行家并不能够预见并避开危险，而是在破产时，能够以常规的方式与其他银行家一起破产，这样一来就没人能够真正指责他。”因此，“有效市场”的概念对他来说是不成立的。

第二个教训是，不能用分析单个企业的方法来分析总体经济。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削减成本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全世界都试图这么做，只会导致需求萎缩。一个人或许不会花光自己所有的收入。但全球经济却必须这么做。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不应该把经济当成道德故事。上世纪30年代，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奥地利派和社会主义派。奥地利人路德维格•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主张必须对20世纪20年代的过剩进行清洗。社会主义者则主张，社会主义应该彻底取代失败的资本主义。这些观点基于完全对立的世俗信仰：前者认为个人追逐私利的行为保证了经济秩序的稳定；后者认为同样的动机只会导致剥削、动荡和危机。

凯恩斯的天才——一种非常英式的天才——在于强调，我们不能把经济体系当成一出道德剧来对待，而是应该把它当成一种技术挑战。他希望保留尽可能高的自由度，同时也认识到，对于经济城市化的民主社会，政府只拥有最低限度的权力是不可接受的。他希望保持市场经济，但不认为自由放任会让这个理想世界一切圆满。

这次我们再次面临同样的道德辩论。当代的“清算主义者”坚持认为，市场崩溃将促使一个得到净化的经济重生。他们的左翼反对者辩称，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甚至连我自己也希望看到，那些宣称越来越多的债务能让经济点石成金的金融术士们受到惩罚。

然而，如果凯恩斯在世，他会坚持认为这些方法都是愚蠢的。市场既不会万无一失，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市场的确是生产型经济和个体自由的基础，但它们也会出现严重错误，因此必须谨慎加以管理。奥巴马的当选无疑反映出美国对实用主义的渴望。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罗恩•保罗(Ron Paul)还是走左翼路线的拉尔夫•内德(Ralph Nader)都未能获胜（两人都是200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译者注）。如今全球经济危机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新一届政府的任务是带领美国和世界找到一种实用主义的应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