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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PK

小屁股与大脑袋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潘石屹公司的著名内刊《SOHO小报》,今年首期推出“小处不可随便”的厕所专题。其中,中国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王振耀的说法最有意思:“只要到中国的名牌大学看一下厕所里有没有卫生纸,就知道中国的问题所在了。”

贾樟柯突然乐了。在这个年头,一个不叫座地下导演被大洋彼岸奖了一回。他在国内只卖了一百多万票房的影片《三峡好人》,获得美国洛杉矶影评人协会颁发的“最佳外语片奖”。“我觉得我的时代已经来了”。一直把镜头对准中国人心灵的导演自信地对《青年周末》记者说,“终有一天,中国人也会认可我的电影。”他的自信并非虚妄。

2月12日出版的《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说,美国电影学者安德鲁看好贾樟柯,他对记者说,贾的电影“展现了真实的中国生活”,他从中“感受到了一个原先不曾看到的中国”。

因为“现在总体的大众心态就是想笑”(贾樟柯语),大家乐于消费胡闹的电影,贾樟柯式的悲情片只好靠边站了,正不压邪啊。

专司逗乐人民的春晚,却一直被人诟病。黄平在《新民周刊》第五期上撰文,对春晚的主要节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笔锋相当犀利。他希望“真的让春晚就是一场联欢”。第五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在题为“如何为人民娱乐”的专题里,条分缕析,从导演、主创、演员到主持人诸方面,解剖制造欢乐的春晚为何变成一具怪胎,远离联欢的初衷。

春晚有一个由野入宫的过程,最初的自由活泼可爱,拜那个苏醒的时代所赐,随意与尽兴的表达,人们发自内心的快乐与渴望,既能颂也能怨,相对痛快的宣泄。官化之后,变成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宫女,一颦一笑关乎社稷安危。诸多规矩,犹如希腊神话中达玛斯贰斯那架铁床,长者锯之,短者拉之。莫名其妙的审查制度,把一个个有生气的作品斧削成僵死的东西。

主题大而空,表演夸张“青筋暴露扯嗓子”, 主持人喊叫,歌舞场面奢华。谁都明白,但谁都没有办法。年复一年,在期待与批判中走向自嘲。

另一方面,却有人呼吁给“反动言论”以自由。沈敏特教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反动言论’能否享有言论自由”的短文,意在引起社会对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重视。他主张实践是检验言论荒谬与否的唯一标准,排除任何权威。一篇普及常识的文章,骤然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习惯于捕捉信号的观察家,以为中国言路的缝隙又开大了一些。《凤凰周刊》今年第四期的报道称,该文无任何背景,完全是偶发事件。沈认为,阻碍言论自由的力量,更多地来自特殊利益集团,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指的应该是“老百姓的稳定,国家的稳定,而不是哪一个利益集团的稳定。”他提醒执政者注意:言论自由才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条件。

本期《凤凰周刊》还刊登了一篇相当惹眼的报道:江青墓葬现京郊。该墓躲在福田公墓的名人墓区里,石碑正面刻有“先母李云鹤之墓 女儿女婿外孙敬立”,时年为2002年。碑后不着一字。如果不知道这个名字和江青的关系,谁也不会多看一眼。这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被送进火化炉时用的名字是“李梓”。她在遗嘱里希望能安葬在老家山东诸城,但终究未能如愿。生前呼风唤雨,死后却隐姓埋名。丈夫安居天安门广场水晶棺,瞻仰者川流不息,她背负反党集团头目的定论,难以善终。暧昧的政治人物接连成了谜,留给世人无限的迷惘。人们需要信而非遗忘。放下了历史包袱,才能坦然前行。执政者背负如此多的累赘,充当历史的挑夫,何其苦哉!

就在全中国都在酿造牛年气氛的时候,旱魔席卷了十几个省区。创造了“红旗渠”奇迹的河南,旱情尤其严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发现,河南第一产粮县的情况令人揪心。政府十万火急,巴不得一夜之间发水浇遍焦渴的麦苗,农民却并不着急。原因有二:首先,浇地不易。因为缺水,农民竟然采取抓阄的办法,确定浇地排序。其次,相对于昂贵的水电费,多打几百斤麦子也无什么赚头。

干旱暴露出诸多问题:水利欠账、县乡财政窘迫以及基层治理能力低下。

中国水利工程的总投入,约占GDP的0、2%,低于0、5%的国际底线。按照水利部官员的说法,1998年以后,国家加大了对水利工程的投入,“但却是以防洪为主”。抗旱更像一个不受宠的孩子。地方财政在水利工程上的配套资金,长期以来只能完成其中的30%~40%。

国家气候中心官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解释了这场“二十年一遇干旱”,的成因,认为“不可能很快得到解除”。

怎样“过冬”依然是关注的焦点。似乎由一句玩笑火起来的“不景气网”,创办人的本意是记录经济萧条这一段历史,让失意者抱团取暖。该网站的不景气指数,一月份已经大幅上升,传达出青年人在金融危机逐步蔓延后的心理恐慌。《新民周刊》第五期报道,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今年中国经济如果能够实现8%的增长,将创造900万个工作机会,但应届毕业生就有611万人。温家宝视察北航时,谈笑间解决了北航数千名毕业生的前途。但更多的大学生还得面临失业。据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估计,611万应届毕业生中,将有200万人无法就业。

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出台后,对中国经济乐观的声音响起来,大家觉得这场危机很快就能过去,“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撑过去之后,一切还会恢复正常。法学家贺卫方却不以为然,他在《SOHO小报》今年第一期的访谈中说,中国可能会更糟糕,理由有三:无经验;体制性缺陷导致反应能力很差;应对举措常常失当,可能留下严重后遗症。 “把中国经济的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会比较好”。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经济学家华生提醒人们:中国要打破东亚国家、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周期,需要付出非同寻常的努力。

老外的看法或许更值得一听。《环球企业家》第二期发表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 佩蒂斯的访问,他说,全球金融危机的周期可能需要四五年,作为贸易顺差国,中国有可能是“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中国的产能不能再提高了,否则将可能引发一场贸易战,“如果贸易战打响,中国经济有可能崩盘”。他建议中国与美欧沟通,制定一个四至五年的协同计划。因为中国需要这么长时间调整收支平衡。

“特别的日子里,人们有特别的需求。”《南都周刊》第四期给读者提供了十大暖行业,它们依次为:医药、餐饮、电影、直销、电子商务、教育培训、农业、典当、追债和通讯。分析称,列在教育培训里的心理咨询,今年将有大发展。因为金融危机的创伤使人们开始直面自己的心灵。为企业进行商业心理培训将大有钱途。该刊还列出了十大暖职业:高级设计师、质量管理主管、国际学校教师、理财规划师、公共营养师、人力资源培训师、公务员、咨询顾问、职业规划师、动漫设计师。

网游是危机中惯性增长的赚钱行业。据统计,去年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1、87亿,差不多每七个中国人就有一个玩过网络游戏。去年这个行业仍然保持了自2000年起50%以上的增长,达到了183、8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76.6%。去年一年,腾讯新增员工1000名,三成以上进入网游部门。腾讯互动娱乐负责人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今年将把更多的人更多的资金投入这个“关键增长引擎”中去。

今年是腾讯诞生的第十一个年头,这个即时通讯注册账户总数达到8、562亿的公司,按照高盛的说法,“最有可能实现沟通、门户、商务、搜索和支付这五类互联网业务的最佳组合”。今年第三期《互联网周刊》,以“腾讯的局”为题,介绍了这个企鹅帝国的兴盛史,报道称,从一个即时通讯平台出发,马化腾创造了一个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机制。“未来的腾讯要成为中国人在线生活的一个符号”。

该刊主编总结出了一个横空出世的“马化腾法则”:以平台形式提供开放的基础服务,通过品种多样化的增值服务,获取递增的报酬。总结者认为,“这是中国互联网服务业的一条普遍法则,也重写了国际竞争法则。”

在我看来,这是一首热情洋溢的赞美诗,是主题先行的宣传文本,而非公正可信的专业报道。采访点少,没有任何一个员工发声,也没有一个同行的评论,基本上依赖腾讯提供的文件组合而成。所得出的结论也未超出人们凭直觉意识到的东西。那两只企鹅屁股下面的屎一点也没有了,屏蔽道德教训,它们纯洁得近乎虚假。

中国互联网的真问题是,每一个细胞都想膨胀成一个自足的宇宙。被称为“挑衅者”的51.com,瞄准腾讯,大举侵入其核心势力范围——即时通讯。今年第二期《环球企业家》的文章说,这家侵入者,几乎复制了“老师”的所有业务线,并明目张胆挖角,准备大干一票。对利润的渴望胜过了对道德的遵从。没有道德约束的竞争,到最后必然是低俗的血拼。

在网络游戏领域,美国人总能玩出新花样。二月号科普杂志《新知客》浓墨重彩介绍了一款风靡全美的“科学游戏”。 这个名为《孢子》的游戏,以“进化论”“生命起源”“虫洞”等等科学假设为支撑,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小生命。游戏者可以“领略到生命进化历程所经历的全部历史体验”。“你能够像造物主一样,创造自己理想的生物模样”。它异于“红色游戏”(指靠直接的感官刺激)的是,依靠科学的魅力,让游戏者获得诗意的生命体验,满足对智慧的追求欲。“玩科学”也能赚大钱,这款游戏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游戏的魔力何在:让无力者有力。事实上,开发商和运营商心知肚明:游戏会制造更多的无力者。时间,生命最可宝贵的东西,任由他们剥夺。正常的生活断裂成一个个网络碎片,更多的人成为窥视者或观看者,而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柳传志重出江湖,引人关注。《第一财经周刊》的封面故事是“柳传志归来”。联想国际化受挫之后,老帅重出江湖,耐人寻味。一个自诩“写菜谱”的公司,在国内左冲右突左右逢源,出了门可就没那么轻松了。柳传志总结的教训值得渴望国际化的老总们聆听:第一,一个中国公司如果不知道在这个行业里怎么做就别去整合人家;第二,中国跟外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硬搬硬套,要把我们真懂的东西和人家结合在一起。报道好读,图表尤其漂亮,但如果能像《南方周末》那样,采访到杨元庆就更完整了。因为读者更关心柳传志钦定的接班人到底从这次挫折中学到了什么?

大事情不好做,小事情也难做。房地产大亨潘石屹用心做慈善,决心为西部贫困地区学校改造厕所。潘的出发点是,“让孩子们懂得清洁、文明、健康的重要,比他们学会几道计算题、背会几篇课文更重要,对他们的未来影响更大。”孰料竟引发责难,有人讽刺他是只顾屁股不管脑袋。潘石屹公司出版的著名内刊《SOHO小报》,今年第一期推出“小处不可随便”的厕所专题,为自己壮胆。其中,中国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王振耀的说法最有意思。他说,“只要到中国的名牌大学看一下厕所里有没有卫生纸,就知道中国的问题所在了。”有能力而不供应,对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都不屑一顾,因为都不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他只说出了表层的原因,在我看来,根源在于公德的缺乏,大家都不愿意为别人考虑。公共空间对很多人而言,就是一个可以放肆之处,只要我方便,哪管他人方不方便?马桶一定是踩脏的,手纸一定是挥霍的,便溺一定盛在容器里。连一个简单的冲都做不到,遑论其他?

已经有事实证明,中国的公共厕所乃是在八国联军手里问世的。即使有了豪华的厕所,如果没有文明的教养,那儿依旧是个藏污纳垢之所。有朝一日,当我们不需要带手纸,怀着美好的心情上公共厕所时,这个社会一定很美妙了。潘石屹先生发誓要用愚公移山的劲头做这件管屁股的小事,看来他是意识到国民性改造的难度了。修厕所容易,培养上厕所人的公德意识却是一项漫长而艰苦的战斗。

一个事关屁股的小问题,其实是与脑袋息息相关的大问题。想想看,一个脑袋硕大而屁股奇小的民族究竟能走几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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