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前任美联储(Fed)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第二任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表示支持。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以及自由派民主党控制的美国政府表示反对。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分歧？答案是“国有化”。

1978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通胀事务顾问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使用了“萧条”这个词。总统对此大为光火，于是卡恩开始用“香蕉”一词代替。不过卡恩预言的萧条还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很可能发生在“国有化”身上。事实上，国有化已经发生了：不然你要如何描述联邦政府针对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以及越来越多地对花旗集团(Citigroup)采取的行动呢？难道国有化不是已经成为巨大的金融香蕉了吗？

争论大多是语义层面的。但其中暗藏着至少两大问题。谁来承担损失？什么是银行重组的最佳方式？

银行就是我们。经常，人们在进行讨论时，就好像惩处银行可以不对普通人造成任何损失。可如何银行出现亏损，就必定有人要承担损失。实际上，政府的决定是让纳税人承担了本应落在债权人肩上的亏损。有些人主张股东也应得到援助。不过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理应如此）：股价确实出现了暴跌。这正是股东存在的意义所在。

不过，绝大多数银行业资产的筹资方式是借贷，而不是发行股票。因此确保债权人毫发无损的决定具有深远意义。如果我们认为，伯南克关于“国有化”的定义就是决定要“清除私有股东”，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称为“社会化”。

那么它有何利弊呢？

最大的弊端有两个。第一，将损失社会化会降低超大型银行的融资成本，从而有选择性地补贴其资产负债表。这反过来又会加剧“过于庞大而不能倒闭”的问题。第二，这种做法留给了股东上行的选择，而在当前的市值下，几乎没有任何下行风险。这将鼓励“孤注一掷”的行为。因此将损失社会化提高了控制管理层的必要性。美国四大商业银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花旗集团、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资产占美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64%（见图表）。如果这些企业的债权人不可以蒙受巨额亏损，那就称不上市场经济。

局部社会化的好处是，它能消除债权人再次恐慌或恐慌情绪蔓延至银行债券投资人（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风险。由于银行债券占美国投资级别公司债的四分之一，恐慌的风险真实存在。在雷曼倒下之后的混乱时期，人们似乎认定，除了无序破产之外别无选择。这让人不寒而栗。

第二大问题是如何重组银行。有一点很清楚：一旦我们决定拯救债权人，资本重组就无法以破产中通常采用的债转股形式进行。

如此一来就只剩下政府资金或私人资金可以利用。在实践中，这两种选择在美国都至少受到部分阻碍。阻碍前者的是政治怒火；阻碍后者的是一系列范围广泛的不确定性：不良资产的价值、股东未来的待遇以及经济可能的发展路径。这使得贝克3月2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所发表文章中谴责的“僵尸银行”成为可能的后果。哎呀，这种资本不足的僵尸银行还很难核销亏损或是扩大放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