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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四十年研磨出的文革通史

FT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马若德主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长期以来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公共选修课之一。早在1968年,马若德就已经敏锐地感到中国文革的非同寻常,将其定为自己一生的研究方向。

这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9年中文简体字版)的英文原著,由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它的孕育出世有趣而又严峻。我作为见证人之一,抚卷回想,几多感慨!

此书的渊源久矣!远在1984-85年,哈佛校方就正式向本书作者 Roderick MacFarquhar 马若德(国内把他的名字音译成麦克法夸尔)提议,可否在该校《核心课程》大栏目下,新开一门专讲中国文革的课?如果开成了,这将是全世界主要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虽然该建议对马若德颇具诱惑力,但他却心中无底。中国的文革是那么的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怎么好给美国本土生长的大孩子们讲清楚呢?比如说,毛正式发动文革的头排炮火——对《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被罢官是16世纪中叶,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了两个多世纪。怎么能够对美国的本科生讲明白,在毛的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都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小丫头呢?

谁知道首届《中国文化大革命》于 1988 年春开课时,哈佛本科生中主动要来上的几达千名,哈佛本科生全部才六千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倒是给后勤部门出了道难题,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常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 Sanders 剧院里上;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

我记得正式注册上首届文革课的学生是 830 名左右,仅助教就有22名,包括本人在内。那时没有现成的课本,马若德就组织助教认真挑选中文资料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为一个译法争论半天。比如“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 capitalist roaders;有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

这部《毛最后的革命》,狭义的说,是从 1988 年春启动的,到它的英文版发行近 20 年。而从广义上说,它是从 1968 年启动的——那时中国文革正处于高潮,马若德就已经敏锐地感到它的非同寻常,遂将其定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由此而奠定了他作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文革的领军人物。1974 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的矛盾,1956-1957年》;1983 年,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大跃进;1997 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高层在 1961-1966 年的严重分歧。三部加起来 1700 页,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是让人望而生畏!它们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 1999 年度倍受尊敬的 Levenson 奖。

《毛最后的革命》就是在文革前史三部曲的基础上,处理 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一部通史。接受了众多学者和学生的建议,马若德把这部通史压缩成一卷,所以它很“酽”。在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文革的著述虽然汗牛充栋,而通史却寥寥可数,基本的困难既是因为“太多”,亦是因为“太少”——“太多”是那十年动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席卷了数亿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所有重要方面综揽于一书,难度也是异乎寻常的,惟有在这个专题及其周边领域里深耕细作经年、且视野广阔的研究者,才能取舍得当、驾驭自如。而“太少”,则是有关文革的核心原始资料一直没有开放;文革最重要的领导者、牺牲品和幸存者(毛、刘、彭真、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江青、康生、张春桥),均未发表过文革回忆录。因此,立志作文革通史的研究者只能在浩如烟海般的零散资料和“切片分析”(即有关文革某一细部的考察和著述)中搜索鉴别,才能提炼出相对而言更为可信的素材,把文革全貌描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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