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事件正日益困扰中国公众的生活，并由此带来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也考验着中国地方官员的神经。最近最典型的莫过相继发生于陕西凤翔和湖南武冈的“血铅事件”。这两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相对陌生的地方，均有千人左右被检出“血铅”超标，绝大部分是孩子，其中一部分人因为血铅含量大大超过标准，被认定为重度铅中毒。

血铅超标对孩子的发育将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目前两个地方具体有多少人血铅超标，官方尚未有确切数字。因为接受身体检测的仅仅是14岁以下的孩子，14岁以上以及成人尚未被纳入检测范围。

湖南武冈“血铅事件”初步调查的原因是当地一家锰加工厂未经环保评估，违法生产所致。而凤翔的原因与之类似，陕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东岭集团在当地的金属铅锌冶炼和焦化项目是灾难制造者。

这仅仅是中国众多环境污染事件中的两例，从早些时候的松花江水污染、太湖蓝藻大爆发，到盐城断水事件、吉林市化工污染事件等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当前中国已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

“血铅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的产业发展方向之争。事实证明，环境污染与中国各地重化工业的迅猛发展不无关系。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继续选择未来经济增长以重化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特征，那么环境污染事件必将日益加剧。而选择产业结构转型，对于那些财政刚刚有所转机的的地方政府来说，又将是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

一

中国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2004年末学界有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反双方的代表是吴敬琏和厉以宁。吴认为，“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中国应该通过技术创新等科学手段，走高附加值产业的道路。而厉认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绕开重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新技术阶段，动机虽好，但不切合中国国情。

这场大争论后来又有樊纲、林毅夫等数位学者加入，但是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值得注意的是，在赞同选择重化工业的阵营中，有很大部分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如时任内蒙古自主区主席的杨晶就明确表示，“重化工业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对地方经济发展带动力非常强。做强做大重化工业，是内蒙古在全国产业分工中争取有利位置的机会”。甚至以轻工业立身温州，也在在2005年年初通过了《温州市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及总体布局规划》，提出建设“石化基地”的方案，试图使石化产业成为温州“重型化”的支柱产业。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重化工业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地方官员的口中，而且实实在在的出现各地的经济发展规划中。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的愿望和趋势，甚至像经营IT产业最成功的深圳，以及中小企业非常发达的浙江这样的省市也准备转向重型工业发展。中国社科院2005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显示，从1998年以来，重化工相关产业以年均18.5%的速度增长。与2005年相比，2008年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由47.7%上升到48.6%。从工业内部结构看，高耗能工业的增速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高技术产业的比重还下降了2.1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