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杂志社给出了个命题作文：“人类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这是个大题目，我把题目变一下，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这个题目也不小。不过，要给出问题的答案倒也不难，只要把绝大多数中国人所遇到的问题说出来，答案也就有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或许各个阶层的表述会有所不同，但最后都能归结到一点上，即官与民的矛盾！

有道是，好政府是骂出来的。在一个民选社会中，概因政府官员是民众选举的，是民众纳税养活的，民众有权利来监督、批评甚至指责政府有违民众意愿的行为。民众一直处于强势，而政府一直而且必须处于弱势。与此相比，中国显然仍处于一个非理性的社会。

今年新中国立国已然六十年了。从1949年至1978年这三十年，党和政府以一种可以称之为“奴化”的训导，让民众俯首帖耳地成为政权的附庸：党的领袖“万岁，万万岁”地被神化；“我把党来比母亲”，让民众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时时刻刻地需要党和政府的官员来替他们思考，替他们做主。极少数略微调皮的“孩子”也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压下去，失去生存空间。官与民的矛盾，基本上无法显现，这样的社会不仅是非理性的，也是非常态的。

从1979年至今的这三十年，虽然政权的构成一如前三十年，但改革开放使政权的根基开始有所改变。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自然举世瞩目，但在我看来，与经济成就相比，公民社会由雏形而蹒跚学步，则更是一个泽被后世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成果。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党和政府开始觉得自己不是万能的了，民众也不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了。

依我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用三句话就可以大致梳理出这一个脉络。第一句话，是邓小平著名的论断：“摸着石头过河”。政府不知水的深浅，民众就可以自己摸索着过河了，于是乎，包产到户、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呼啦啦地起来了。民众的行为，试出了水的深浅，政府随后就给立上了一个标杆，于是乎，后起者顺着标杆大量地过河了。

第二句话，是“没有政策比有政策好”。这是八十年代中期民众琅琅上口一句话。改革到八十年代中期，政府缓过劲了，开始有意识地制定政策引导改革开放。或许政府的心是好的，但有些政策却成为民众继续摸索过河的束缚了，因而民众才有了如此感觉，对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质疑。

第三句话，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这是九十年代初期耳熟能详的民谚。民谚里的“娘”，自然是“我把党来比母亲”的那个“母亲”；而骂者，自然是民众——尽管在骂，但民众仍然认同孩子的身份，前三十年“奴化”教育的劣根性依然显现。民众为什么要骂？不仅是因为政府又致力于重新恢复到万能的状态，而且还因为党政官员在逐渐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从官倒开始，现今已成为全社会民众人人骂之的腐败。进而再问，为什么敢骂？原因就是公民社会雏形并开始蹒跚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