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危机带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必须建立更有效的系统监管。人们一直在关注应该由谁履行这一职责。但最关键的问题是，系统监管者应采取何种措施，什么样的职责会让监管变得有效——而不是谁，甚至也不是怎样。

监管者必须有能力及早发现风险的集中，防止它们扩大到足以危及体系的程度。如果系统性问题出现，监管者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其影响，保护体系的安全。

要做到这点，系统监管者必须能够看到一家机构面临的所有风险，要求将所有的风险敞口都清楚识别出来。考虑一下表外工具吧，例如作为许多机构中要融资来源的结构性投资工具(SIV)。许多风险模型忽视了这些活动，尽管其发起者参与了这些活动。如果现有及或有债务、信贷承诺以及其它风险敞口不透明，那么风险管理者和监管者怎么能看到一家机构敞向的所有风险呢？

即便将所有的风险敞口都识别出来，也还是不够的。一家机构的资产还必须按照公允市场价值——有意愿的买家与卖家交易的价格——来估值，而非根据（通常不相关的）历史价值。一些人提出，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加剧了此次信贷危机。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最初能要求金融机构迅速识别风险敞口并对其合理定价，那么它们可能就会遏制最糟糕风险。相反，它们的头寸没有受到监控，因此价值变动往往被忽视，直到损失扩大到可能导致机构破产的时候。

在高盛(Goldman Sachs)，我们每天都会计算所持头寸的公允价值，因为如果市场价格没有反映在账面上，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评估和管理风险。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预警体系，对于风险管理者和监管者都至关重要。

监管者还需要确保价格经过了独立审核程序的检验。比较各机构之间类似头寸的定价信息，是合理之举。如果其中存在巨大差异，那么问题往往也就出现了。

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对负责任系统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怎么夸大都不为过。我们还相信，在市场处于脆弱的时期，监管者应避免实施更复杂的公允价值机制。但我们支持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开始这一过程的努力。

在系统缺乏流动性的极端情况下，一家机构不必使用过低的价格，来确定某项资产的公允市场价值，只需要使用合理的判断和估值。不过我们相信，人们更期望有一个指导性的价格：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市场判断（而非历史价格）的信息，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市场，最终还有投资者。

更概括地说，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文化，要求机构与监管者分担对系统风险的担忧。我记得我的导师曾告诉我，我们不能因为某人诚实地犯下错误或造成亏损而开除他。但如果因为某人的隐瞒或失败导致问题升级，那么他们必须立即承担责任。同样的原则也应适用于监管疏漏。

监管者可以建立一个由多家机构组成的从业委员会，检查承销标准等问题。如果执业过程出现纰漏，那么监管者应该第一个知道。他们应提出如下问题：“政策在哪里出了问题，压力何在？在哪里出现了风险集中、交易拥挤以及单边押注的情形？”

可以理解的是，人们对“太大而不能倒”的概念展开了大量讨论。人们达成了共识，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明晰的决议机构(resolution authority)——监督并执行破产机构有序清算的机制。但当系统性问题出现时，监管者需要相关工具，限制其影响并将对公共资金的需求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