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在有何不同吗？随着金融危机逐渐被人们淡忘，一个问得最多、却没有多少人回答的问题是，这场危机留下的印记到底有多深刻。在我看来，答案显而易见。一切都已改变；当然，一切也都未改变。

我先从头一点谈起。中国投资公司(CIC)总经理高西庆曾发表过一个令我惊叹的感受。针对美国对本国大量金融企业实施国有化、政府接管汽车业、以及联邦预算赤字激增，高西庆表示，他从中看到了“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许多共和党反对者会同意这种说法。

美国并非唯一采取干预政策的国家。曾是自由放任金融资本主义忠诚信徒的英国政府，如今也控股本国四大银行中的两家。它抛弃了实施数十年的正统货币主义政策，转而通过印钞来维持金融体系的运转。它还放弃了对企业的不干预做法，转而付诸不甘寂寞的商务大臣曼德尔森勋爵(Lord Mandelson)所称的新“工业行动主义”。

没错，市场经济挫败了有关未来将属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威权式资本主义的煽动性预言。中国无疑巧妙的度过了危机，但该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利润动机的联姻属于特例。至于俄罗斯，如果没有能源资源带来的收入，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招牌式的裙带资本主义早就会破产。

尽管如此，推动自由放任经济在全球取得进展的理念体系——“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仍被悄悄埋葬了。本次危机堪称新兴市场国家的报复。亚洲国家政府被迫在上世纪90年代末吞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出的苦药，它们发誓决不让这一幕重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它们随后累积的外汇储备吹起了金融泡沫，去年泡沫破灭，造成巨大的摧毁性破坏。全球这些正在崛起的经济体，不会再听西方说教自由市场的优点。

这场危机恢复了政府角色的正当性：银行家遭到唾弃，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被赶下神坛，经济学家处境难堪。监管不再是个贬义词。随着财政政策重新用作经济管理工具，亚当•斯密(Adam Smith)让位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银行奉命重建自身资本。次级抵押贷款和债务抵押债券(CDO)也成为过去。

但是，请等一下。上述情况既涉及问题的本质，但也可说是语气和程度上的问题。与过去决然不同之处又在哪里呢？这就到了我要谈的第二点：一切都未改变。而且，为何一切就应该改变呢？记得那些歇斯底里的、号称世界正疾驶向经济末日的预言吗？嗯，结果证明，那就是些歇斯底里的言论。

全球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人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就连一贯持谨慎态度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现在形势正在好转。套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一句名言，事实再次证明，资本主义是可能存在的最糟糕的经济管理制度——除了所有其它可选制度以外。

政治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自由市场所遭遇的反弹，本应令左翼势力重新崛起。好吧，我想你可能会说，这场危机对奥巴马入主白宫助了一臂之力。但看看其它地方吧，我们基本上没看到哪里又在启动社会主义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