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中旬的法兰克福，随处可见中国人的身影。数千名来自中国的政府官员、出版界人士、作家、艺术家、记者纷至沓来，参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

作为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中国对此次书展的重视可谓空前。除了规模庞大的出版代表团，中国还派出了几乎各文化领域的精英：开幕音乐会上的郎朗和迪里拜尔，广场京剧演出中的于魁智和李胜素，世界华文出版论坛上担任主持的杨澜，作家团中的莫言和刘震云等等。而像安妮宝贝、唐家三少等通俗文学作者也在书展上亮相，似乎在特意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

中国的到来也确实给书展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当书展主办方在两年前确定中国为2009年主宾国的时候，他们恐怕没有预料到这个主宾国会是这么地合时宜。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的参展商和参观者人数都在下降，在这个时候庞大的中国代表团无疑起到了“救场”的作用。

中国各出版社在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上共计输出2417项版权，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新纪录。在这一纪录的背后，是多达600多项的主宾国活动的造势，是中国政府对推动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大力投入，是近年来世界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兴趣，还有半年后即将召开的上海世博会等等。

然而，版权贸易毕竟是一桩生意。当中国走下2009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位置的时候，中国出版界的对外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在版权贸易上长期处于逆差地位。在表现最好的2007年，中国图书版权的输出与输入比是1：4，这一比例虽然比上世纪90年代的1：15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距离平衡仍然很远。而在2008年，这一比例又下降为1：6.6。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总编辑黄友义认为，中国出版界需要将对外出版的思路由“外宣”向“传播”转变，更多地按照西方的思维方式策划图书的选题。比如，单纯讲中医、中药、太极的书在国际市场上已经不容易推销，但把内容稍作加工，按“身心健康”的概念即可把这些书籍包装成国外时兴的New Age类图书，而更容易为西方市场所接受。

黄友义说从法兰克福书展上了解到的国际动态对中国出版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有关中国政策分析的书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另外，他也发现，由于中国近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为国外建筑设计师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介绍当代中国建筑的书也在吸引更多的兴趣。

“中国的出版社要想卖出更多的版权，就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开选题会，而应该把选题会开到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上去。”黄友义说。“中国出版人应该具有更国际化的视野， 对西方的出版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中国出版人努力适应西方思维的同时，西方出版人也在研究中国的方式。近年来，企鹅、剑桥、施普林格等多家国际著名出版社相继进入中国设立公司。

企鹅北京公司总经理周海伦（Jo Lusby）指出，中国作家通常没有代理人，这使得想要购买中国文学版权的西方出版社感到很难进入中国。而实际上根据周海伦的经验，通过作者本人或中文版的出版社购买中国图书的版权非常容易，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向西方读者推广中国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