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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事

对话的困境(四)

许知远:很多有见地的言论最终仅仅沦为一种姿态。

在此刻的中国,你可以读到任何东西,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我们有了互联网,但它没有带来太多的改变。

戴晴这样说。二十年前,她在中国无人不知,一个勇敢、富有才华的新闻记者,不懈的社会活动家。她对寻求真相抱有异乎寻常的热忱,她追寻王实味、储安平的命运。他们都因拒绝在意识形态面前放弃个人的正直和独立的思想,而被淹没在扭曲的历史烟尘中。她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重要文集,提醒人们注意它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她也体验过牢狱之灾。

在过去二十年中,她仍勤奋写作,投身环保活动,但年轻一代已经很少知晓她了。她最近出版的关于张东荪的传记,只能在香港与台湾发行。她当年倾力反对的三峡工程,则一步一步、不可阻挡地成为现实。在此刻中国的公共空间,她的声音消失了。它不是来自于直接的压力与限制,而是让你淹没在更多、更杂乱的信息中,它让你的言论无法转化成有效的行动,而使言论仅仅沦为一种姿态,听众们则变得厌倦、以至于反感。

三峡工程再恰当不过反应出这种新的现实。一九九零年代初,富有正义的学者们仍极力表明自己的反对,即使一向被视作像皮图章的全国人大都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表明自己的否定立场。但引人争议的工程最终还是在政治权力的主导下通过了,不同意见的专家被剔除出顾问名单。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巨大的移民工程、环境的隐患,吸引了新闻记者的注意,他们见证、描述了大工程下的个人悲剧。他们甚至也揭露出,工程所需的投入比当初计划得要多得多,带来的经济前景则不似当初描绘的美好。但工程已经开始,它有了自身的逻辑,很多组织和个人,都依赖它获取现实利益。而且它是因政治原因而起,终止它则意味着某种政治决策的失误。新一代的政治人物既不愿意冒险去否定上一代的遗产,也不愿意承担未来的历史责任。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当三峡大坝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时,没有一位高级别的官员出现在现场。

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停顿大坝继续生长。它变得越高大,质疑的声音就愈显微弱。而当抗议只能停留在表层现实,不能进入深入的分析,或通过已有的组织转为行动时,抗议就变得雷同,让人厌倦,公众转而寻找更新鲜有趣的东西。抗议者也身陷无力,而只能更加强调自己的姿态。贾樟柯二零零七年的电影《三峡好人》像是无力情绪的隐喻——错误难以被纠正,一切都已发生,我们最后能做的仅仅是将抗议转化成审美经验。

三峡工程不也正是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的隐喻吗?所有的异议声音,都将被某种方式吞噬和挤压掉。这个过程不是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之后的万马齐喑,也不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的肃杀冷漠,而是让你缓慢地自我放弃,不可救药地被边缘化。

如果说戴晴仍因昔日名声和活跃,仍因居住在中国,而被视作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么这次在法兰克福书展中与她同时倍受争议的贝岭,则更少为人知。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他编辑的《倾向》。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坐在北京大学东门外一条小巷中的一间咖啡馆里发呆。临桌一个瘦弱的男子正从书包里拿出那几本书,这不是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他正在说服咖啡店的老板能够代卖,这多少有一点点风险。我记得当时随手翻阅过,却没有购买。我和朋友们在兴致盎然的谈论去做一个网站。对我们来说,硅谷是这个时代的中心,即使你热爱写作,也该去思考数字年代的商业规则,或是创办一本像《连线》这样的杂志。《倾向》仍在谈论思想、文学、甚至是流亡作家,它显得太陈旧了,似乎和这个充满希望、机会蜂拥而来的中国社会脱了节。我们都还年轻,希望自己迅速富有、著名、被人喜爱,从硅谷到中关村,一些青年人已经展现了他们直线式的成功奇迹。谁想成为一个愁眉苦脸的流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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