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他颇感得意的是，对于某些英国外交官可能都需要挠头的国家，自己却应付得游刃有余。他指的是2008年前往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参加一家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工厂的开张仪式。与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的“五分钟会晤”，对说服后者参加20国集团(G20)伦敦峰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安德鲁王子表示：“他是位年轻人，毫无应对此类环境的经验……能让他在进门后看到一张熟悉的笑脸，会让事情彻底改观。”

他此番来纽约是为了强调英国企业共雇佣了100万美国人，并主张两国就金融监管进行跨大西洋协作。他表示，“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两国金融中心“必须致力于保持步调一致”。

在上次达沃斯会议上，安德鲁王子就大胆断言，伯尼•马多夫(Bernie Madoff)的庞氏骗局“不可能发生在伦敦”，现如今，他再一次对伦敦金融城推崇的“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辩护。在消灭了最后一个面包圈以后，他开始和我讨论自由浮动汇率和保护主义的威胁，并当着我这个金融记者的面，班门弄斧地对银行都如何处置储户的钱进行了追根溯源的解释。

当我们的食物端上来时，我正在询问他的例行公事——每年出访100至120天，有时两天的行程中要挤进16场会议。他一边用叉子切开食物，一边说，关键是要在每一次出访前做足准备工作。他补充道，“这种使命”可能就流淌在他家族的血液中。

“你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他说道。“你对此无能为力，只得随波逐流。你只消把它想象成一条传送带，你是一件行李，而航空公司将尽其所能，让这段旅途尽可能地舒适。这超出了你的掌控范围。那不如坐下来，习惯就好了。”

这是幅令人匪夷所思的画面：英国王子化作一只遗失的手提箱。我问他是否喜欢这份工作，但随即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听来该有多么愚蠢——尽管热爱高尔夫，但他天生就担负着的使命，让他无暇享受工作与生活平衡之类的美好事物。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回答，“是——的。有时候，的确令人神经高度紧张，因为如果你是与某位国家元首会谈，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指望不上。”

英国王室被称为“公司”，就连王室成员自己也这么说。我问道，这种类比是否准确？职责和策略从一开始就明确吗？

“慈善等事情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我们唯一算得上合作的经历，就是英国王太后(Queen Elizabeth the Queen Mother)和玛格丽特(Margaret)公主去世的时候。有一阵子，什么事都未发生，接着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张清单，所有人都坐到一起，‘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安排妥当。'”

“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必须拥护女王，无论她做什么，支持什么。实际上，我们都是分公司，有自己的董事会和管理体系。但完全没有明确的指示。”

那你有没有什么接班人计划呢，我问道。他简短的回答显示，我冒犯到了这位王子。“我们只有一种接班人计划。眼下我看不到有谁能够接手，主要原因是他们看到我的工作有多么努力。”

将王室比作公司很有说服力，大约18个月前，公爵的办公室找到普华永道(PwC)，试图确定他的特别代表身份创造了多少价值。“我们试图创造一种模型，但我不确定它是否管用。我很乐意宣称，我的帮助价值100亿英镑，或者为英国创造了250个就业岗位，（但有时候）那些公司自己并不知道，”他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