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当安东尼·卡斯特尔(Antoine Castel)在接掌东方汇理银行(Calyon)在北京的固定收益部门时，全球各大银行正在中国新兴的衍生品市场赚取丰厚利润。东方汇理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rédit Agricole)旗下的投行部门。

但到这家法国银行履新短短数周之后，卡斯特尔就震惊地看到，与西方交易商签订的量身定做的交易开始让中国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此后出现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到了今年夏天，中国监管机构和本土银行发出了强烈的反弹。

与欧美衍生品市场缓慢的改革步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监管机构最近几个月关闭了外资银行从离岸部门向中国出售衍生品的主要通道，清理了投机性交易。这些措施不但对中国公司和外国银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及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也同样如此。

受监管部门大规模清查的影响，衍生品交易量暴跌，外资银行开始仓促适应新的经营环境。“如果比较一下我们今天的业务与两年前的业务，你会发现情况已迥然不同，”卡斯特尔说。“你必须忘记（过去的）市场状况。那已经结束了。”

以前，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众多西方银行与中国大陆企业达成了大笔的交易。这些企业希望管理它们因大宗商品价格、利率和汇率波动而产生的风险。

在两起引发轰动后果的交易案例中，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因对赌澳元在去年亏损19亿美元，中国旗舰航空公司中国国航(Air China)因石油衍生品交易亏损11亿美元。中信泰富是中国最大投资集团中信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

市场人士表示，在中国，有数以百计的公司像这两家公司一样，参与了与其对冲需求严重不匹配的交易。

中国监管机构怀疑，有时候，这些公司是利用衍生进行投机，而不是对冲，而投资银行常常在未充分说明潜在风险的情况下将过于复杂（利润也最为丰厚）的产品销售给客户。

标着“雪球(snowballs)”、“雪铲(snowblades)”等名称的产品大量涌现，而且很多都被设计成名不副实的所谓“零成本”结构。交易商表示，如今有数十亿美元交易正在私下里重新谈判，其中一些受到了来自中国国资委的压力。国资委是数百家国有企业的股东和监管机构。

市场人士表示，如今的总交易量比一年前减少了一半以上。复杂的交易合约已从市场上消失。

“我们如今在中国销售的都是功能单纯的产品，”卡斯特尔说。

数据供应商超级衍生品(Super Derivatives)的马克·怀特曼(Mark Wightman)表示，由于要详细解释风险，银行从前通过电话在5分钟内就能完成的交易，现在需要一个小时。对既有只需的最大冲击出现在今年夏天，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禁止了可能源自海外的大多数衍生品交易。

直到最近，外资银行与中国工商企业之间的衍生品交易几乎都是在海外达成的，特别是在香港。中国的外汇管制等措施使得外资银行很难与中国公司直接交易，为了绕开这些障碍，海外机构通常会寻找内地银行担任每笔交易的中间人，让其收取一笔费用。这些“中介交易”也让海外机构得以与少数大银行而不是与数十家风险较高的公司打交道，从而降低了信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