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矿业高管卢卡斯•兰登(Lukas Lundin)骑着摩托车，从开罗前往开普敦，行程8000英里，用时仅5周，途经10个国家，包括苏丹、埃塞尔比亚、马拉维、赞比亚和博茨瓦纳。他吃惊地发现，他走过的道路有85%都是柏油马路，路况很好。其中许多都是由中国公司修建的。

那是2005年。自那以来，中国对非洲更感兴趣了。2006年11月，北京主办了盛大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会上向非洲大陆的40多位领导人做出承诺，将开启中非合作的新纪元。北京到处都是大象和长颈鹿的招贴画，以示隆重。

中国政府提供的不仅仅是长远的象征。仅在2006年，中国就与非洲国家签署了价值6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投资纷至沓来，其中常常包含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条款。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直线上升，迅速超过了1200亿美元。2006年，安哥拉暂时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国，非洲如今占中国石油进口的近30%。

中国的兴趣也仅仅局限于石油和矿产。2007年，存款额居全球之首的中国工商银行(ICBC)以56亿美元购入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 20%的股权。就在上月，在埃及举行的另一次中非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再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中国还答应免除非洲60%出口商品的关税，豁免几个非洲国家的债务。中非贸易已经出现大幅增长：去年，双边贸易额增长45%，达到1070亿美元，较2000年增长了10倍。

中国政府与非洲的接触让很多人极为苦恼。西方援助国谴责中国政府以似乎毫无顾忌的方式投资于苏丹等国家。包括在一些非洲国家，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也激起了愤怒。尼日利亚激进分子把中海油(CNOOC)获取60亿桶石油的做法，比作蝗虫袭击。

这些异议夸大其词了。它们经常是别有用心。中国并非慈善家，但中国的崛起可能仍然是非洲摆脱贫困的最大希望。在截至2007年的8年里，此次金融危机前，非洲国家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速超过4%，远高于以前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更优秀的经济管理、债务减轻和资金流入增加（部分来自中国），但也是因为中国需求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表示：“中国在非洲的角色比战后任何时期、任何其它国家都更广泛、更复杂、更认真。”莫约所著的《致命援助》(Dead Aid)一书激怒了西方援助国。

针对中国影响力的很多批评都相当空洞。正如中国（以及日本）官员所指出的，西方的记录不值得效法。对欧洲与非洲关系的最佳概括可能是：长达几十年赤裸裸的掠夺，然后是极不成功的修补尝试。冷战期间，西方政府支持非洲各地的独裁者和窃国者，从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到英国训练出来的乌干达残忍的伊迪•阿明(Idi Amin)。再近一些，捐助国常常以限制条款的名义，将灾难性的经济时尚硬塞给不幸的受援国。有这样的援助国，谁还需要敌人呢?

中国的实用主义也许会带来更好的结果。首先，注重基础设施意味着，即便交易受到腐败的侵蚀，至少受援国最终会得到公路、机场或医院。（好吧，或者是一座足球场。）亚洲很多国家的增长（包括中国自己）都建立在基础设施上。日本政府官员经常把自己对东南亚采取的以商业为导向的方式——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从日本的贸易和投资中受益匪浅，与西方在非洲推行的冒险发展战略相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