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胡舒立。先是在一个如计划体制活化石的红砖楼小院里，然后一起去爬香山，最后在西四环旁的一家餐厅吃饭。我想问她对中国改革的看法。十六大刚刚结束，改革经过了正好四分之一世纪，很多人相信，中国正迎来又一次思想解放，未来之路越来越宽阔。

这是一次奇怪的采访。一路上，她一直在打电话，问一个人该如何找到另一个人，在把这个人的号码告诉那个人。我领教了她的旺盛精力，能够一面爬山，一面用如此的语速讲个不停。我抓不住她谈话的节奏，而且她的回答也与我想象的不同，它是碎片的、即兴的。有时，她又突然问我有没有女朋友，“中国最危险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了热心肠的大姐。

“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在她冒出一句又一句之后，这句话留在我的脑海里。她说对几年前的中国新闻界来说，勇气与努力是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仅此不够了，同样重要的是判断力——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却说不清道理何在。在我头脑中，或许在当时很多人的头脑里，改革仍像是个线性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开放将取代封闭、市场经济战胜计划体制，匮乏变成丰富，黑箱操作变得透明，多元思想替代单一价值，从混乱到法治……一本叫《制高点》的书正在流行，两位历史学家将二十世纪的历史，视作两种观念的斗争——计划与市场。这本书充满了美国冷战获胜后的喜悦，欢呼市场体制的获胜，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专门作序推荐。作者的叙述流畅而雄辩，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市场”与“计划”似乎变成了两个抽象的力量，是某种魔咒，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咒语，就通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它丝毫没有分析和叙述，一种经济体制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将受到政治制度与社会心理的何种影响。中国也是这一连串的市场胜利中的一环吗？

那次见面后不久，北京迎来了或许是它自一九八九年来的最大一场危机，SARS爆发了。我第一次感到恐惧与无力。而政权之前给予人们的乐观，一下子凝固了。倘若不是蒋彦永的大胆出面，恐怕疫情还会隐藏更久。官僚系统依旧是老样子——它公然说谎、反应迟钝、对生命冷漠至极。但人们仍旧抱有希望——新闻媒体的采访不是更大胆与深入了吗？或许这也是一次变革的良机——中国的变化不都是由危机推动的吗？新的领导人，总是给予人们新的希望。《财经》采访深入、写作冷静、追问也更为彻底。所有的问题都并非孤立，股票市场的丑闻与医疗系统的失败，它们都蕴涵着类似的逻辑，都最终指向这个国家的深层困境。SARS也变成某种隐喻，它不仅是生理上的疾病，更是制度上的疾病。

中国媒体的内在悲剧暴露无疑——当蒋彦永试图呈现真相时，他只能求助于境外媒体，《时代》最先刊登了他的观点，中国人随后才了解他的存在。中国媒体看似日益开放，但当涉及到核心问题时，一切仍在严格的审查之下。尽管如此，《财经》的表现仍旧令人侧目，它第一个刊登了关于蒋彦永的特写报道，并发表了吴敬涟与他的对话。这真是个意味深长、令人感慨不已的对话。两个同年出生（１９３０年）、同年入党（１９５２年）的老知识分子，象征了中国社会最后残存的正直人格，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以人品、孤独，或许还有经常的无奈，对抗着正在塌陷的周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