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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2010

社评:危机不会造就全球新秩序

过去10年的经历表明,本次危机之后,无论我们如何从技术角度改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也不可能造就全球新秩序。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能依靠世界各国的政治意愿。

危机来了,救星来了。或者,在缩略语丰富的全球经济治理界里,IFI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即国际金融机构)来了。

至少,这是经济治理界以前的运转方式。灾难性的动荡往往导致经济监管和管理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向在欧洲的军事开支提供资金,英格兰人在1694年发明了中央银行;为了解决拿破仑战争所需资金,不列颠人发明了当代的所得税。

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及随后的二战,造就了今天我们所共有的经济治理框架:为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贷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发展援助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就贸易规则进行协商和仲裁的世贸组织(WTO)。

过去10年间,这一框架在解决现代经济问题方面的短处已变得十分明显。然而,尽管人们滔滔不绝的讨论建立新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但我们当前的框架仍与10年前大体相同。教训在于,人们在体制方面的空谈并不能代替政治勇气。

在贸易领域,10年进来的长期实践表明,如果你不是真的想启动贸易回合谈判,那你就不要去做。所谓的“多哈”回合谈判主要是全球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为表示团结做出的一种姿态。但在没有商界和公众强大支持的情况下就启动如此重大的谈判,其愚蠢已变得日益明显。坚定支持多哈谈判的人几乎没有,反对者倒是不少。

多哈回合谈判还揭示了过去10年的一个现象——全球大型新兴经济体开始显示出自己的影响力。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对,2003年的坎昆部长级会议以失败告终。从那以后,在谈判中获得核心地位的印度和巴西,继续拒绝不可接受的协议。

在试图达成合作方面,其它机构和进程也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富裕的捐助国在2002年联合国千年峰会和2005年格伦伊格尔斯(Gleneagles)八国集团(G8)峰会上,被迫做出了一系列对外援助承诺,但它们很快就背弃了这些承诺。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经济失衡持续加剧,IMF承担了以下职责:撮合各国达成恢复经济平衡协议,并促使中国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但令人遗憾地是,尽管IMF仍可为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贷款,但其影响力明显只对那些借款国有效。

即使是在爆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人们就创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展开大讨论之后,也鲜有改革举措出台。IMF获得了更多资金:这很好,但力度还不够。监管机构论坛目前纳入了更多新兴市场国家:这当然是件好事,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论坛达成的监管规则有多么严厉。

尽管七国集团(G7)在很大程度上已被20国集团(G20)(其中包括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取代,但迄今为止,两者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G20会议上,人们狂热地谈论全球治理。但G20的可信度很快遭到破坏:各国在36小时内就违背了一项非保护主义承诺;另一项结束多哈回合谈判的承诺也未兑现。

过去的10年表明,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不可能解决政治问题。再怎么变着法儿的把新兴市场纳入谈判也无济于事,除非新兴市场国家和富国均认识到,必须做出何种艰难的决定,并愿意为此面对本国选民。本次危机没有造就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只有政治意愿才可做到这一点。

译者/君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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