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导演的电影引起那么多反响，但他讲话却像他的电影本身一样柔和。如果运用真实生活与电影情节相对比的逻辑来解释，这种不协调倒也成立：他的电影即使要反映激烈的情感和尖锐的主题，通常也是平静地娓娓道来。

此外，李安交谈时的语调近乎亲密。我发现自己绷紧了神经在听。他讲话无拘无束，充满感情，时而有些语言翻译带来的困惑。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他1954年出生于台湾屏东，父母来自中国大陆。他一直住在台湾，直到1979年前往美国位于香槟-厄班纳（Champagne-Urbana）的伊利诺斯大学。这种文化的融合不仅造就了他最好的作品，也铸就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他是个与生俱来的观察家，静静地记录事物的本来面目，他的记录与这些事物透过公共镜头所表现出来的一面截然相反。

李安这次在香港的行程很紧，我们的聊天没办法在午餐上进行，而是工作餐后在一个影棚休息室里小坐。李安在聊天时显得不慌不忙，这位奥斯卡最佳导演获得者说话常常停顿，他把大脑机器的转速调到低挡，充分思考每一个想法，反复推敲，彻底检视，然后再进入下一个题目。这不幸导致了我无心的失误，即使已尽最大努力去适应他回答我每个问题时出现的沉默，在访谈过程中我还是时常打断他。尽管交谈中停顿的间隙大得可以吞下一辆小汽车，但每当我提出一个重复的质疑或者对他刚刚的回答作出评论时，李安总能像捡起掉落的棒球手套一样，很自然地重拾他先前的思路，继续进行。

我们的交谈就这样循环往复，进三步退两步，持续超过了一个小时。但我们双方沟通和联系的努力显得颇有教益，几乎形成了一部关于李安是如何开始拍电影的启蒙读物。

“制作电影是一种挣扎，很像生活本身。”李安说，这反映在他广泛的作品题材中。从颠覆性的伦理喜剧《饮食男女》（1993年），到开创性的视觉盛宴《卧虎藏龙》（2000），再到备受争议的《色戒》（2007年）。“我觉得自己与这些题材有着某种联系，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李安补充道，“我总是钻研进去，想要做些自己之前从未做过的东西，却又不可避免地迷失方向。最后我只能回到自己一直关注的主题上来：自由意志与社会约束，家庭网络与改变的必然以及人际关系的脆弱。我觉得自己对这些题目有话要说。”

换言之，他处理的每一种影片类型，从《冰风暴》（1997）中反映1970年代美国家庭的焦虑，到《绿巨人》（2003）中的喜剧英雄，几乎都是在间接地制作一种“李安”风格的电影。

无论是喜剧片、西部片、古装片、悲剧片、功夫片，还是动作片，李安会首先抓住主人公们的世界，用他那双旁观者的眼睛，精确捕捉一切细微差别，然后再要求扮演者们把那些他认为值得关注的普通平常的烦恼和挣扎表达出来：代际冲突，文化调适，家长的束缚，女性的个体性，身份的认同感以及父亲与儿子的对立等。

谈到《制造伍德斯托克》（2009），李安是这样描述的，“它是一部类似《喜宴》的小型家庭剧。”他指的是他在银幕上取得成功的第一部作品，1993年这部华语电影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好评。《制造伍德斯托克》是一部有趣的“戏剧性喜剧”，与《喜宴》很相似，是李安最新的作品。在这部电影中，李安大胆利用传奇般的1969年纽约州北部摇滚音乐节作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