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17世纪的中文地图的美洲部分，该地图将中国绘制为世界的中心)

初秋的知了由于感觉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鸣泣声变得更加紧迫。和秋蝉一样，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正热火朝天地抓紧享受“Google.cn最后的疯狂”。

这家美国科技巨头自推出中文搜索以来，首次停止审查搜索结果。在普遍预期的打压行动即将到来之前，中国公民上周充分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

“我疯狂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搜索，完全分散了我工作时的注意力，”有人表示。“我搜索了天安门事件、国家领导人的绯闻、领导人子女的贪污腐败。什么都搜了。”

“谷歌是逃不过惩罚的”

另一名互联网用户称，这种违禁放纵的热闹场面，让人想起1989年解放军镇压抗议前夕天安门广场上的气氛。“谷歌是逃不过惩罚的，它们肯定不得不撤出中国，”他补充道。

时日不多的，也许不仅是网民的私下愉悦。谷歌最初进入中国市场时同意自行审查搜索结果，以换取经营许可，现在它决定放弃这种实用主义，转而重申其“开放社会”原则。但谷歌对中国审查体制的违抗，反映的远不止于此。谷歌的举动或许表明，在华西方企业做出的融通让步，只能达到某种程度，一旦逾越底线，被扭曲的价值观就会反弹复位。

然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谷歌的行动至少对众多假设提出了象征性的挑战，这些假设在过去30多年里支撑着西方与中国的交往。特别是，谷歌的行动提出了一个问题，传教式资本主义——即一种普遍但又模糊的信念，认为西方与中国的商业来往，也许能以某种方式推动中国的政治自由化——是否一直只是一种幼稚的希望。

例如，从谷歌的经历来看，在中国运营的时间越长，它被迫屏蔽的搜索词就越多，被迫应对的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也越多。

西方争取中国公众好感，难！

事实上，在一些中国官员看来，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历届政府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的对华接触过程，也许根本没有使中国公众对西方产生好感。在谷歌宣布不再合作几周前，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共产党高级官员表示，他觉得公众对西方的态度出现了普遍疏远。

“尽管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对西方的了解多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与接触也比过去多得多，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现在西方受中国人欢迎的程度最低，”这名官员表示。的确，只要是定期浏览中国网民帖子的人就会注意到，批评西方的帖子经常要远远多于那些持肯定态度的帖子。

西方应如何应对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谷歌的决定提出了最简单、但意义最为深远的问题之一：西方应如何应对中国？或者用更细微的表述方式来说：在“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框架下创造的、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国际体系，如何能够适应一个逐渐崛起的、在几乎所有领域——政治、价值观、历史、自然条件和人均财富——势必都有别于现有秩序的巨人？

哪怕只是提出这个问题都可能引发世人的震惊。《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前驻北京主任孟捷慕(James Mann)在他2007年出版的《中国幻想》(China Fantasy)一书中指出，尽管在理论上，中国仍有可能演化为一个推崇公民自由、促进司法独立的民主国家，但如果认为这是一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在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