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FT中文网2009年中国年度报告的最后一篇，该系列文章包含了FT中文网对2009年度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观察与分析，在读者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此感谢广大读者的关注——编者）

2009年至今，中国政经的内在难题日益凸显，而政经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通过诸多因素已经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已处在一个新的变局面前。而各方对于变局的认识却呈现出相当的差异。

在国人烘托出中国模式的热门话题之际，秦晓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论也开始引发重视。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秦晓此论，不失时机地将转型的关键问题呈献给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的人们。

“中国问题”、“社会转型”属于80年代的论题，“现代性”可归之于90年代的言说。尽管秦晓的论说仍未能脱离曾经的话语范畴，但他的论道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之所以引起坊间热议，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崛起话题盛行之时，秦晓以社会转型的全面性艰巨性，凸显出转型缺乏共识，任重道远；二是在高层政商人物以警惕的眼睛注视普世价值的氛围中，秦晓还敢于发出召唤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声音。

其实，秦晓的论道还有深层含义在。那就是，他想再次确证，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拐点之际，是不是仍然需要典范。这是个80年代的老问题，但在90年代被所谓学术导向、复杂现代性叙事等等翻转后掩盖久矣。在80年代，中国刚刚全面启动现代转轨，现代认知的粗糙有目共睹。但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以对“现代”的敏锐直觉，把握住了古今中西之维中，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和模式——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自由精神成为中国人浪漫式认同现代的观念坐标与制度取向。

但80年代末戛然中断了这样的共识。在政治压力之下，学界与政界的改革同盟分裂了，率尔学界自身的脆弱共识也瓦解了。学界不约而同地声讨80年代的所谓思想取向，声称要回归书斋，以精致的学术还人文社科研究以尊严。于是中国人直取现代基本目标的大方向几乎无人问津了。倒是以学术面目横移西方文献以解读中国的研究不断问世。真正的中国问题被所谓多元现代性的论说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了。政界中人则以稳定话语占据舆论导向，各种揭示中国问题实质的论说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

到了21世纪，似乎形成了官民不约而同但却相当一致的共识：中国正在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发展道路。国家崛起的言辞、中国奇迹的申论、中国模式的阐述，在引导人们拒斥所谓“西方的”现代方案。中国现代发展独辟蹊径的特殊论，对中国融入全球现代洪流的普遍论，不战而胜。

在这种舆论环境中，秦晓之论不啻一声棒喝。他断然拒绝中国特殊论，决绝主张中国必须认同诸如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这类现代核心价值。中国社会转轨必须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民族国家建构为目标，仅仅着眼于经济的单兵突进，已经不足以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变大业。秦晓此论，既是80年代还魂之论，也是跨世纪中国人审视近20年来国家发展成败的不易之论——既然中国是要从传统中走出而融入现代，那么像80年代那样直觉式地把握住转变实质就是必须；既然中国近20年回避社会政治转型问题而专注于经济发展却无法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那么我们就绝对没有理由拒绝现代典范提供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