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对中国抱有很多期望。人们期望它协助美国说服（或迫使）朝鲜和伊朗放弃核野心；期望它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议程；期望它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但不要向美国消费者兜售他们再也消费不起的玩意儿，从而累积必要的盈余——尽管它正埋头此事，人们依然期望它能出面救助希腊；噢，人们还期望它能够让本国经济继续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简而言之，人们期望中国能够拯救世界。

问题是，中国根本没有那样的想法。尽管在达沃斯(Davos)，人们对中国的期望正不断高涨，但中国官员可能会借此论坛阐明：中国并不准备、也不愿意担当起人们强加给它的领导角色。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的言论，代表了你能在北京听到的典型说法。她说：“在外界期望与中国自身能力之间，将长期存在巨大差距。中国是大国，但也是穷国。中国的当务之急仍是内部事务。”

想法上的差异即使没有引发直接摩擦，也已成为制造不和的源头。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表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极其重视美中两国去年11月签署的联合文件。该文件确定了一个框架，两国将协同解决全球最重大问题，共同分担责任，开创新时代。但沈大伟教授表示，这项计划已经胎死腹中。他察觉到，“中国外交透出一种固执己见的意味”。他在谈到中国近期的外交时表示：“他们变得十分好斗，有时尖锐有时自大，总是很难相处。”

在华盛顿方面看来，中国好斗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许多人眼里，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中国完全无意支持制裁伊朗，它也没有像华盛顿方面希望的那样尽力搞定朝鲜。它坚定不移地开采存在争议的东海气田，令日本头疼不已。由于领土争议，它与印度的关系也转向恶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即使是常常力挺中国政府的商界，也抱怨该国的氛围更加充满敌意。谷歌(Google)威胁退出中国，令此前的无声抱怨公开化，这些抱怨是围绕非关税壁垒和有专横之嫌的监管。去年，英澳矿业企业力拓(Rio Tinto)属下包括澳籍人士胡士泰(Stern Hu)在内的四名员工在中国被捕，此事至今仍是该公司心头的一块伤疤。“当时世界正在崩溃，而中国却大放异彩。谁会在乎外国人？”一位在华从商20年的资深外国商界领袖如此形容北京方面的新态度。

如此形容中国立场的日趋强硬或许与事实相距较远。中国可能已得出结论：西方在达沃斯兜售的自由市场模式可供汲取的经验，已不像它原先所想的那么多。这也无可厚非。此外，由于近期西藏和新疆相继发生暴力事件，加上即将进入政权交替的紧张期（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将于2012年上台），中国可能对内部稳定更为关切。

然而，基本问题出在更根本的层面上。对于一个新兴超级大国应当如何行事，中国有着不同的想法。它根本无意担任什么世界的“副警长”。

中国一再宣扬“和平发展”。它甚至避而不讲“和平崛起”。中国的优先事务是经济增长，这既是中国再造辉煌的需要，也是展现共产党合法性的关键要素。北京方面情愿保持低调，并在建设工业化经济的道路上继续艰苦跋涉。为此，中国需要理性地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民事关系，这既包括向中国工厂供应燃料、矿物、零部件的国家，也包括从中国购买制成品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