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上看，华盛顿与瑞士达沃斯相距数千英里。但上周五晚，这两个城市却因一段插播的电视采访而显得近在咫尺。

当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代表奥巴马(Obama)政府大步走进达沃斯时，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主办方在会议中心为他安排了惯常的高调亮相仪式。

但萨默斯没有发表演讲或接受当地专家的采访，而是出现在一档美国电视秀中，接受了美国广播业明星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拷问”。

不出所料，萨默斯大部分时间是在哀叹华尔街的可怕与美国信用卡公司的掠夺行为。他说，它们一直在“利用顾客的无知”。他几乎没有提及全球协调方面的话题，更不用说有关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之类国际机构的话题了。

这是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象征性事件。去年1月，达沃斯与会者热议——或者说报以天真希望——的话题是，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将奉行多边主义的政策路线。而12个月后，给达沃斯金融改革辩论蒙上阴影的恰恰是美国的单边主义。

毕竟，两周前，白宫在未与20国集团(G20)其余国家进行象征性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所谓的沃尔克(Volcker)改革计划，令银行业为之震惊。

因此，监管人士和银行家都在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监管方面，美国是一心想要单干，还是有可能被外界说服、与其它国家政府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展开合作？

达沃斯会场上的非美国人士在上周末强装出一副勇敢的面孔。由于之前未被告知白宫的该项计划，一些欧洲领导人深感愤怒。

不过，经过数小时的闭门讨论，全球监管人士似乎已经握手言和——至少在外交层面如此。高层金融官员纷纷表示，把沃尔克计划的大部分元素纳入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讨论，不会太困难。

监管人士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推行遏制银行自营交易的计划，那么金融稳定委员会可以将该计划——经过少许微调——纳入一项更广泛的行动，以使针对银行交易账簿的全球规定变得更为严格。同样的，如果美国希望缩减国内金融巨擎的规模，那么金融稳定委员会也可将其纳入如何解决“大到不能倒”这一矛盾的考虑当中。

事实上，在会议结束时，一些欧洲官员甚至（有些过于乐观地）表示，沃尔克计划的推出可能加强推进全球监管改革的努力。他们指出，该计划至少表明，美国人对待银行改革这一话题的态度是严肃的。

达沃斯会议落幕后，监管人士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采取“双轨”制合乎情理。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虽然某些方面的金融监管需要在全球基础上统一组织，但在其它问题上，各国可以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毕竟，美国曾实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多年，并且从未真正接受过《新巴塞尔协议》(Basel II)。因此，只要各国在某些关键问题（比如资本金规定、衍生品交易和决议机制）上彼此协调，在其它问题（比如税收和银行结构）上出现分歧也无妨。至少目前流行的说法是如此。

这种双轨制或许可以奏效，但真正的问题依然是“查理•罗斯”风险——也就是说，如果政治气候变得更为动荡，经济又进一步恶化，那么白宫可能会出台比沃尔克计划更为民粹主义的动议。选择这么做的并不只有美国：英国也出台了一项单边举措，即银行家奖金税。随着选举临近，可能会有更多此类举措出台。

就目前而言，各国能否在监管方面协调一致，尚存变数。西方投资银行家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由地区间分歧造成的监管漏洞，就像他们在20年前——即上次美国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采取单边行动时——狡猾利用因大西洋之隔而形成的监管漏洞一样。

译者/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