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中国新年了，这是我牛年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所以就写我最想表达的东西。

在上一篇拙文中，我批评了中国的历史学者只跟与日本的“非右翼”打交道，“右翼”则彻底变成驳斥的对象，不去面对，只能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间接地痛骂一顿：“你们的历史观有问题，不准确，不道德”。我也表示理解，因为，在特殊的国情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保持独立的立场和风格几乎不可能，其言行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否则就政治不正确了。

我在结论中提出：“真正问题并不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接近或分歧，而是中国部分（也许是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媒体人等所谓‘知道分子'们把通常在对外交往上积极使用的‘友敌区别对待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攻击或排除持有与自己不同观点或立场的人群——应用到国内的思想交流上”。

以下解释我提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和背景。

这种现象简直可称为“外交内政化”。过去，我只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本着历史经验的普遍规则，原来也有“内政是外交的延伸”这一倒过来的逻辑推理。大多数日本右翼分子认为，“与中国学者讨论历史没有用，别说中日之间发生的历史，先应该好好学习本国的历史，去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故事，中共对西藏干了什么”。大多数中国学者则认为，“右翼就是不了解历史，以篡改历史当作饭碗的修正主义分子。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之类的，简直无耻，连基本事实都不承认，还为那些数字、细节等较劲儿”。

观点和立场截然相反，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完全一致的身份——“交流无用论者”，即彻底否定、并排除对方观点和立场存在的理由和背景，并美化自我，陶醉于道德优越感。他们都认为，跟对方交流是没用的，不如不交流，浪费时间。这是中日知识界之间交流上的常态，也是病状。这一常态和病状正在中国知识界像甲流一样蔓延，形成一种“阶级斗争”的态势。

每年的春节前，我有幸应各媒体的邀请参加年末聚会。几年前，聚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网络崛起。各大门户网站的聚会涵盖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博主”们，范围广泛，思想交锋，交流深刻。唯一感到可惜的是网络媒体的“同质化”现象。对于在新闻报道面前实际上只有编辑权，而没有记者权的网络媒体来说，博客、论坛等互动产品是唯一能够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的产品。但最近这些互动产品遭到来自监管部门前所未有的压力，博客和论坛等影响力和渗透力似乎没有几年前有力度和份量了，其影子日益淡化。

从去年到今年，让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纸面媒体之间的“交流无用”现象。据我观察，稍微不客气地说，“右派”媒体（改良派：抱着新闻理想，追随西方，间接、模糊地提倡自由、民主、人权的部分媒体）和“左派”媒体（保守派：严厉批评西方对中国的无礼和蔑视，相信“中国模式”生命力和可行性的部分媒体），两者基本认为，与对方交流没有用，互相排斥，攻击，讽刺，却充满道德优越感，把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视为生存、发展上的信仰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