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早在一九八一年与查良镛的见面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似乎是透过这位著名报人劝慰六百万香港人，中国已不是那个迷狂、暴力的中国，他们要对回归有信心。不过，直到一九八四年，这个提法才广为人知。这一年，邓小平正站在他个人声望的顶峰。五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正让中国重新恢复活力。从乡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深圳特区，中国内部被压抑已久的活力重新爆发。中英联合声明则标志香港的回归指日可待，历史的屈辱似乎正被洗刷一空。西方商人再度对中国市场憧憬不已。三十五周年国庆的大阅兵，象征了部分重获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穿过天安门的拖拉机车队上是“联产承包好”标语，游行队列中的几位大学生，出人意料的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看起来，他的政策代表了中国人所期待的一切——既摆脱之前的压抑与束缚，又要远离种种运动的混乱。

没人能说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切含义。难道之前三十年走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毛泽东要摆脱苏联模式、要自力更生，不管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不都是要寻找独特的中国道路吗？

邓小平的新理论是在强调“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它是与旧意识形态的妥协，还是新变化的开端。

中央党校的理论家们会赋予它的理论意义，它将再次完美无缺容纳于马克思与中国革命的理论框架中。对他们来说，领袖的理论从不出错，有问题的只是人民实践。他们私下必定也知道，理论皆是权力的延伸。当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大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他的首要兴趣是解除王明的权威——他是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苏联理论的正统继承人。而这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像是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另一次制衡，中国既需要开放，也需要对“资本主义”与“西方影响”保持警惕。

和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从来没以他的理论素养著称。他是实用主义者，也是顺口溜的创造者，一九六二年他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几年前他又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普通来人说，他们早已习惯了种种口号中的模糊性和矛盾性。他们情愿将此仍当作良性的调整。“超英赶美”、“大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场幻象，“输出革命”则荒诞不经，如今回到现实——“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隐隐也感觉到，这条道路其实就是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道路”。

但没人会进行这样的追问。倘若你要活过一次次疾风暴雨式的运动，最好对什么问题都不要多问。否则你很容易陷入精神的颠狂，为何昨天还对苏联专家们毕恭毕敬，今天突然又在批斗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今天林副主席是光辉万丈，明天又成了叛国者；即使人人敬爱的周总理，也不免被“批林批孔批周公”。至于如今的邓小平，谁都知道他三起三落，被扣上过“走资派”的大帽子……

人们愿意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回归正常，追求被压抑多年的欲望。在邓小平的讲话中，“社会主义”被定义成发展生产力。至于“中国特色”则是改革农村与开放沿海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