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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

奥巴马上任第一年

美国著名学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卡根在本文中回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一年以来的外交形势,并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不同于前几任政府的外交理念。

在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他的阿富汗政策和伊朗政策(或这方面的政策的缺失)比其他问题更引人关注。这种关注尽在情理中。美国在阿富汗的挫败,会进一步把这个已经处在危险之中的地区推入混乱的泥潭,并将严重损害美国在世界的可信度和声誉。伊朗掌握核武器,则将实质性地打破该地区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的力量的均衡,催生新一轮的全球核扩散,大大助长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气焰,并严重加剧置美国于核恐怖主义阴影之下的危险。如果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意在制造一个地缘政治的“双头火车”(doubleheader)——在阿富汗的失败和装备有核武器的伊朗,那么,他留下的历史遗产将比他的前任所留下的更为糟糕。如果他设法在阿富汗问题上取得进展,并找到一些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办法,他将因拯救世界于危难之中而被世人所铭记。

然而,对上述危机的较少关注,显示了美国外交政策所发生的显著转变,这种转变具有同样重要的、可能更为深远的内涵。奥巴马总统的就任,可能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即将步入新的时代,意味着美国终于厌倦了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采取的“大战略”,开始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建立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关系。

美国实施了60年的旧战略依托于三个支柱:第一,军事和经济的霸主地位,即杜鲁门时代的战略家们所谓的“力量优势”,特别是在欧洲和东亚;第二,一个正规的、由美国的军事和政治盟友结成的全球化网络,但并不仅限于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的民主国家;第三,一个开放的贸易和金融体系。正如埃夫里尔•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在1947年所阐释的那样,这一观点将会打造“主要支持自由国家的势力均衡”。在自由秩序之外的国家将被压制并最终加以改变,就像乔治 •凯南(George F. Kenna)在他“长电报”中所建议的那样,亦如保罗•尼采(Paul Nitze)的著名战略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所反复重申的那样。正如哈里• 杜鲁门(Harry Truman)在1947年所表述的,这一观点首先旨在“巩固和加强热爱自由的国家”,其次旨在“为全人类创造最终实现个人自由和幸福的条件。”

人们常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是第一个冷战后就任的美国总统。然而在许多方面,克林顿在其总统任期内致力于完成美国的“后二战”战略设计师们所设定的使命,就像德里克 •乔列特(Derek Chollet)和詹姆斯•戈德杰(James Goldgeier)在《两次战争之间的美国》中所提到的,199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文献使用“民主”或“民主的”这两个词多达130多次。当克林顿任期结束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立足于杜鲁门和艾奇逊时代确立的那三个支柱:美国的霸主地位,即现在所谓的“必不可少的国家”;一个扩张的民主国家的联盟;一个依照“华盛顿共识”运作的开放的经济秩序。

奥巴马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显然拒绝“后二战”战略的主要三个支柱中的两个。他们非但不打算永远保住美国的霸主地位,反而正在谋求应对他们认为美国相对于其他大国而言不可避免的衰退。他们把自己视为“后美国”世界的设计师。尽管他们不会非常公开地这样表白,但私下里,他们对其应对美国衰落的政策持相当公开的态度。特别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华盛顿的政府官员相信,他们出牌的手完全是虚弱无力的。然而,他们并没有试图扭转美国实力的衰落,而是正在重新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以适应这种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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