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中国政治制度是独裁主义，但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民主。” 这个大胆判断来自约翰·奈斯比特，一位闻名世界的未来学家。他在北京推广他的新书《中国大趋势》时，对着中国官员和公众说，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充满偏见，他们认为自己是民主的审判者，认为一定要通过选举才有民主，但即使创造了“民主”的希腊人并没有选举，他们甚至还有奴隶。而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体系，它是垂直式的民主，领导层发出指示，人民提出倡议。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又会自上而下的机制。

在二零零九年九月中旬的一期《南方周末》上，我读到约翰·奈斯比特的论述。在同一期报纸上，还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的报道，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新闻纸上洋溢着成就、自得，和一种被遮蔽的深深困惑——中国是如何变成今日世界眼中的中国的——一个将政治专制和经济增长如此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国家，不管多少悲观的预言和深层的矛盾，或者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都不能阻碍它变得更强大。

既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早已容纳不下中国的成长？中国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体系？是的，在得出肯定的结论之后，奈斯比特甚至寻找出支持它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奈斯比特代表着世界对中国赞叹的新高潮，从二零零八年开始，这种赞叹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审美领域。中国正不可阻挡地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她给世界提供了新的模式、刺激与灵感。

北京奥运会的眩目成功，被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称之为“中国奇迹式增长下的和谐社会的一场高科技展现”。古老的论调再次获得了新的回响，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而奥运会的开幕式则是一种宣言——“发展不仅来自西方的自由方法，也来自东方的集体主义模式”。中国获得奥运会金牌的数量，再次印证了这种“东方的集体主义”的胜利。

而他在《纽约时报》同事、建筑评论家尼克莱·欧茹索夫则这样描写：“如果西方人从飞机里出来步入新北京国际机场时，感到目眩和困惑，这可以理解。它不仅因为空间的壮阔，更因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你正穿越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这个强烈拥抱变革的世界正在把西方国家甩到烟尘中。”

他接着写道：“这种情绪就令人想起阿道夫·卢斯的昔日感受，这位维也纳建筑师一个世纪前从蒸汽轮船走出纽约港。他穿越了未来的门坎，他知道，在文化意义上，欧洲已经过时。”

金融危机从华尔街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在这种群体性的迷惘中，中国诱惑力进一步增强了。它强大的政府力量被视作深谋远虑，它的社会主义标签被理解成可以给普通人提供保护，它曾经被诟病的封闭的金融市场，如今则免除了传染性的恐慌……它几乎成了世界最后的希望之地。欧盟主席巴罗佐与法国总统萨科齐都敦促中国为解决这场危机做出重要贡献；《华盛顿邮报》的大卫·伊格内修斯写道：“在二零零八年的大恐慌中，我们都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没人希望站在市场的刀刃上过活。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的活力和灵活性。但我们也需要保护——个人在市场崩溃时能保护我们和家人的安全网。”他认定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提供保护的国家，他接着宣称“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