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92岁的贝聿铭(IM Pei)被尊为当世硕果仅存的现代主义大师之一。作为英国声望最高的建筑奖项——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金质奖章——的获得者，贝聿铭是无可争议、众望所归的人选。该学会于本月早些时候向他颁发了这一奖章。贝聿铭新近作品所展现的几何空间特征，似乎连最挑剔的评论家也得心服口服，包括那些最近还怀疑他商业味道十足的人士。但若说现在看来贝聿铭的一生好像是由一长串轻而易举就享誉国际的杰作连缀而成的，却不见得。

在波士顿建造肯尼迪图书馆（John F Kennedy Library & Museum，于1979年开放）是段痛苦的经历，非但当地民众反对，成本也遭到了削减。在同一城市的约翰汉考克大楼（John Hancock Tower，1976年）代表着硬纸板和玻璃镶嵌工艺陷入困境的时期，当时窗玻璃被木板挡了起来，以防掉落砸到路人。最著名的是，卢浮宫金字塔（Louvre pyramids，1988年）招致保守的巴黎人的痛斥，他们疾呼，美国人要破坏巴黎神圣的标志性建筑。

如今这一切都已被抛在脑后。卢浮宫金字塔已成为当代巴黎的象征之一，正如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re)一样。贝聿铭不仅凭近期作品挽回了名声，而且更上了一层楼。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完成的两件作品：透出宁谧气息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Islamic Art，顶部图片)，以及在贝聿铭的祖国兴建的、被广为称赞融合了东西方色彩的苏州博物馆。很难说清，是贝聿铭十分善于顺应潮流而改变，还是潮流在紧跟着他而改变。

此刻，贝聿铭坐在我对面喝着英式奶茶，风度翩翩，衣着考究。他极力想让人满意，绝非傲慢自大的“古板建筑师”的形象。我们在伦敦的文华东方酒店(Mandarin Oriental Hotel)见面简直是理所当然的，这家酒店融合了浓郁的皇家古典风格和奢华的东方变异色彩。贝聿铭身着剪裁合体的灰色西装，袖子下端露出带褶皱的法式衬衫袖口。他脸上没什么皱纹，但有老人斑，架着一副独具一格的圆框眼镜，这一小处模仿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打扮让他的脸显得严肃。

贝聿铭当年在哈佛就读，师从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格罗皮乌斯是包豪斯(Bauhaus)流派的创始人，或许也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教师。曾是格罗皮乌斯合伙人、建造了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和纽约联合国大楼(UN Building)的匈牙利建筑师马赛尔•布鲁尔(Marcel Breuer)，则是贝聿铭的好友。这两位现在看来几乎是神话般的人物，贝聿铭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很多，”他回答道，“格罗皮乌斯非常严格，但也是个极好的老师。布鲁尔和我则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我们几度同游欧洲，一起航行——航行是相互了解的极好的方法。”说到这里，贝聿铭的眼中几乎笼上了一层薄雾。

当我问起他是怎么到美国的，他又提到了船。“我是1935年到美国的，去了旧金山。我坐船从中国出发。当时我甚至不会讲英语，我能读懂一点，或许也会写一点，就是这样。船走了17天，我就跟船上的乘务员学说英语。”

四分之三世纪过去了，贝聿铭的英语依然带着口音，偶尔还会冒出语法错误。但他说话和举止就像他的衣着一样优雅。事实上，在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这位拒绝教书和创立理论的建筑师是不合潮流的。他把商业和文化两方面融合得貌似天衣无缝，让其他建筑师感到了怀疑。他是怎么把商业与建筑艺术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呢？“我想，建筑的艺术方面对我来说是天生的，”他一点都不假装谦虚地说道，“我母亲是艺术家，诗人。商业方面则是后天的（他父亲是一个银行家）。出了学校后，我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我在那里学到了建筑的商务方面。如今这两种工作我都能轻松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