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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中国需要一个真实的季羡林吗?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毋庸讳言,季羡林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存在,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力塑造的结果。他的被认可,既是需要,也是被需要。

毋庸讳言,季羡林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存在,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力塑造的结果。

追根溯源,他并非一个被选择的角色,他对红色政权由衷的认可,是其成为种子选手的前提。长达半个世纪的共生关系,最后达到水乳交融。他的被认可,既是需要,也是被需要。他似乎乐得被需要,只要这种需要不损害自己的性情即可,他更看重的是自己作为学术领导者的角色。在晚年,对社会影响力的看重,促使他进行了人生的攀高运动。

尽管偶有失态之举,但大体上,他还是一个本分的人,他的本性遏制了造神运动。但他已经被供奉于文化神台,他在晚年的一系列独尊中国文化的议论与构想,被适时地作为中国崛起、中国终结世界的有力支撑。他对“和谐”以及“天人合一”的呼吁,被作为呼应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的同构。在被同构之后,他的本义模糊而遥远,成为空洞乏味的宣教之和声。

这种悲哀是莫可名状的,他应该知道,但他似乎更乐于发声,并甘于做社会矫正师。

被礼遇到最后,他们都愿意做宏观规划师,以一己之力,从学术而社会,最终覆盖整个社会领域。这或许是某种生物本能,让自己思维的基因无限度地繁殖。钱学森如此,季羡林亦如此。他们成为社会良知的寄存物,既担当政府赋予的文化兴盛重任,荣升为国家吉瑞符号,又充任民众的精神延安宝塔,有抚慰其心灵之用。

“文化老人”,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加冕礼。被分封的荣耀,足以令人折腰。该项册封很早就开始,有人在中年便被选中。但这种过早的钦定,是有风险的。有些人感觉自己已经步入神翕后,不由露出文化流氓的底色。谁能在最后胜出成为国之所尊,除了自身的学问、公众形象以及持久的政治正确外,还得长寿——你得比别人活得长,才有做文化寿星的资格。

这场漫长的马拉松比赛下来,一个人很难不成为神。

他们往往成为抽象品质的集大成者,被人敬仰。熟悉内情的,缄默;写传记的,阉割。默契而自觉,大家要维护这个来之不易的神话。

与此同时,一定有另一些声音流传。

在季羡林先生声望达到顶峰之际,对其进行的人生价值评估已经开始。大师还是凡人,舆论各执一端,尽管作者生前力辞“国学大师”等桂冠,在集体无意识力量的关照下,诸多媒介争先恐后将他定位为文化大师。

在有意无意省略掉人生历程后,季羡林的学问与人格凸显在大众面前,一个伟大传奇流布天下。传记作者匍匐于季羡林文字的言说前面,写出了厚而无味的历史。这当然不能全然怪罪于作者,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名人的历史隶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管制范畴,论定以及如何论定,都有定规。即使政府放手,家属往往更为苛刻。

神像既立,是断然不许推倒的。他们要让读者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经历里获得正确的知识。至于传主的真实面貌如何,倒在其次了。活人与死人的纠缠,催生了一大批伪传记。在作者和传主方完成勾兑之后,读者沦为最大的受害者。

季羡林本来也不例外。但他的儿子猛然击碎了这个领域的潜规则。

就是新星出版社推出的这本《我和父亲季羡林》。季承在父亲逝世一周年前夕,抛出了这本斟酌多日的回忆录。他以“盖棺论定”自许,为我们勾勒出一副享有盛名的学者的人生略图。在本书里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早年的心结——寄居叔父家、无爱的婚姻、母亲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他的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又使他身陷一个女人设计的阴谋泥沼而难以自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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