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兰克拉克火车站旁的一家酒店里，我读到2009年11月4日的《每日电讯报》。第27版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专访。照片上的哈维尔，左手半握拳，抵住脸颊，微笑着。毛绒绒的胡子与眉毛，因不佳的印刷效果更诙谐，也更温暖。比起二十年前，他站在布拉格的马莎百货公司大楼阳台上的形象，更成熟优雅。似乎岁月、名声、权力不仅没有腐蚀他，反而让他更有魅力。在中欧旅行，你四处感到哈维尔的存在，距离天鹅绒革命二十年了，你想象不出倘若没有他，捷克甚至整个中欧会变成何种模样。在一个高压、冷漠、虚伪、愤怒充斥、又突然解体的社会，一个坚定、理性、宽容、富有情感的声音是多么重要。他重新凝聚每一个人，鼓舞他们走出阴影，安抚他们眼前的不适，也警告他们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要承担对应的责任。所有的前共产主义国家，都曾面临着对极权年代的怀念——随着残酷记忆的消褪，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动荡，人们把那个充满压制的年代美化成一个更稳定、更有保障的时代。

在报纸的第23版，是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新闻。长沙正在修建一座一百英尺高的毛泽东雕像。与曾经遍布中国的机关、大学、厂矿的雕像不同，新雕像不是站立、挥手的老年领袖，而是一位英俊、不羁的青年，而且仅仅涉及头部。照片上，被脚手架围起来的雕像已经竣工大半，波浪式的发型像是贝多芬。记者引述了两位居民的看法。一位说，你看，年轻的毛泽东多帅、多酷，他的长发很潇洒；另一位则说，这形象不太符合历史，他有点像斯芬克斯。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历史中的斯芬克斯。在离世三十三年之后，他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与生活。

“正确评价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情问题和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既要客观、理性、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更要理直气壮地弘扬包括前三十年在内的新中国六十年；我们既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更要理直气壮地‘捍卫毛泽东’。”一群青年学者在《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蓝皮书中写道；在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重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响彻在广场、公园、集会和卡拉OK厅； 在香港，一位亿万富豪以一七千百万美元购买了安迪•沃霍的一九七二年的画作《毛》； 在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一位享誉世界的华人艺术家在他的展览手册上写道：“对我们来说，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人。他是偶像，像上帝一样。他的艺术天分、书法、诗歌、军事战略、哲学、文章和革命运动都深刻地影响我的这一代……”；在北京，一位在课堂上批评过毛泽东的中学教师被一群毛泽东的支持者们围攻；在商业界，企业家们集体性承认，他们在毛泽东思想中获取灵感和信念。

倘若没有记错，这是毛泽东去世以来，关于他的第二次热潮。上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初。汽车里、商店的柜台上悬挂着毛主席像，书店里摆满了关于他的著作，《红太阳》录音带在在一个月卖了一百万盒，一位熟读毛泽东诗词的北大研究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在深圳的一场车祸中，只有车上悬挂毛像章的司机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