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经济结构，目前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诊断是中国应当促进消费，减少对投资的依赖。然而简单地划分投资与消费常常会出现问题。我们以汽车消费为例。

家庭购车被称为消费，因此汽车制造是消费品生产，而建造交通设施是投资，修路于是算作投资品生产。多消费而少投资，应用在这里，就是应当多造车少修路。

而在现实生活中，中国许多地方的拥堵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一些城市已经到了增加汽车数量的社会边际效益接近零的地步。

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实施“尾号限行”的北京为例。

北京自奥运会以来，采取每日限制部分汽车行驶的办法。按照经济学原理，如果限行比不限行的社会效益好，那就说明，在给定的交通设施情况下，增加汽车数量，边际社会效益为零。这时，修路效率再低，也有正效益。考虑到资源总量有限，结论就是，起码在北京，与其多造车不如多修路。

这里说的不只是汽车道路的问题，地铁和其他交通设施也在考虑之中。我认为，就全国情况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并非过滥，而是严重滞后，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所谓“多消费、少投资”，并不能一概而论。

人们对“造车还是修路”这个问题，之所以常常得出与我相反的结论，与国营还是民营的体制有关。汽车制造业基本上已经私有化，成为高度竞争的产业，而城市交通和其它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国营垄断加政府主导。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因此会引起“国进民退”的担心。

最重要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直接收益小，常常需要大量政府补贴，而这些因素的改变需要漫长的过程。按照绝大部分地区目前的做法，以地方政府财政拨款为主搞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会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

诚然，各地地方政府已经因为近年来大兴土木“债台高筑”而广受诟病。中国各商业银行本周在进行自我评估后确认，在贷给全国各地方政府的7.7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中，有五分之一（约1.55万亿元人民币）已成为“问题贷款”，而这些资金多数用在了资助地方基建项目上。

但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当务之急，不在于少贷、或不贷给地方政府，而是要尽快增加地方政府财力。

过去几年，很多方面都在讨论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强调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这是对的。但与此同时，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也非常重要。对这一问题多年以来一直有很多争议，地方政府和官员是否受到监督、效率是否有保证确实让人担心。但是，再以修路还是造车为例，政府修路即使有很大的效率问题，总好过因为拥堵而使马路变成停车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地方政府进行多方面的监督，特别是民主监督。

一个增加地方财力的做法，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这将明显减轻银行贷款压力。目前债券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比较快，债券估值能力进步不小。对于地方债的评价取舍，应当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中央政府说了算。

不过起码在近期，大部分资金恐怕还是要靠借贷。银行贷款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得它们既有防止坏账的动机，也有增加盈利的动机。专门管理信贷市场的政府机构当然也有防止坏账的动机，但是没有增加盈利性贷款的动机。如此来看，在银行自主决定贷款和中央政府监管之间，需要寻找一种平衡，不能过于偏向一个极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