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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

政府并非越大越好

齐柏:金融危机后,政府的恰当职能是什么?

通过大规模刺激计划和监管体系改革,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让政府卷土重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喜的。如今,我们需要一个更精明且更积极的政府,但未必需要一个更大的政府。

在此次危机之前的10年里,政府职能几乎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受到抨击。美联储(Fed)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认为,市场能够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自我监管。国际机构推动开放资本账户。私有化被推崇为解决发展中世界问题的答案。

此前,政府规模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发达国家政府的平均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左右。到1920年,这一比例升至18%。在大萧条时期,这个比例再次扩大至22%,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一数字达到28%。

1960年至1980年,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扩张,一个黄金时期来临: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增至占GDP大约43%。公共债务也大幅上升。2007年,就在此次危机之前,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公共债务平均占GDP的70%。到2011年,大规模刺激计划和产出损失将令这一比例突破100%,这引发了人们对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心,尤其是在南欧。

同样的,在殖民地时期之后的国家,政府主导下的发展已成为得到普遍接受的模式。但1980年后的一段时期出现了逆转。43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开支占GDP的比例出现下滑,从1980年的19.3%降至1998年的16.3%。亚洲的下滑速度最快,从1980年的19.1%降至1998年的15.2%。尽管如此,亚洲国家仍成功让数以百万计的人脱贫。即使在东亚,裙带资本主义(而非开放的资本账户)被视为导致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这造成公共投资和社会支出计划进一步收缩。

那么,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恰当职能是什么呢?在发达国家,永久性扩张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令公共财政进一步承压的情况下。由于近一半的GDP都掌握在政府手中,难怪大规模刺激计划帮助阻止了市场崩盘。但由于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超过了GDP,这造成财政干预的空间减小。如果经济再次陷入衰退,进一步的财政扩张可能会令市场紧张。长期而言,债务可持续性可能意味着需要对“福利国家”进行根本性评估。

现在预测政府的灭亡还为时尚早。在市场失灵时,政府仍是人民利益的最终保护者,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都是如此。自我监管——按照16世纪苏格兰银行家的方式——或者宽松监管体系不可能是现代金融界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个协调、积极并保持怀疑的监管体系。20国集团(G20)以及更广泛而言的联合国(UN)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在此次危机期间,亚洲风格的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表现很好。亚洲的公共债务较低,占GDP的40%左右,亚洲向全世界展示出,未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取决于一个积极的政府,但未必是一个更大的政府。由于没有成本高昂的福利制度的负担,亚洲以及其它地方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必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些体系以“工作福利”为主,而非欧洲风格的“福利”。

随着全球变暖——最大的市场失灵——即将到来,政府职能变得更为重要。投资绿色科技和公共基础设施必须成为优先任务。

从规模来看,发达国家的政府已达极限。但政府有理由增强其在银行业和金融等行业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需要在社会保障、基本服务以及农村基础设施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对于政府的合法性而言,治理腐败并确保交付将是关键的。

重要的是政府的作为,而非规模有多大。更精明、更积极的政府是未来发展方向。

本文作者是联合国(UN)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助理署长兼亚太局(Regional Bureau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主任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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