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FBI)探员乔•皮斯顿(Joe Pistone)写道：“如果有黑社会成员的痕迹，黑社会成员便会察觉到”。唐宁•布拉斯科(Donnie Brasco)是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利用此名，他成功打入黑社会组织。但什么是黑社会成员的痕迹？一位黑社会成员怎么知道他不是在与乔•皮斯顿之类的人打交道？

这是让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着迷的一部分问题。甘贝塔是一位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意大利社会学家。像皮斯顿谙熟有组织犯罪的语言一样，甘贝塔设法熟练掌握了经济学语言。甘贝塔是一位研究西西里黑手党的权威，但他利用经济学家的工具来理解黑手党成员和其他犯罪分子。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是“信号”——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发展的概念。信号是区别一类人和一个有意模仿者的行为，因为这个行为代价过高，模仿者很难做到。斯宾塞提出，攻读一个学位的决定可能是一个信号。学位可能没有实际价值，但雇主可能仍然看重学位，并理智地为毕业生开出更高的薪酬。为什么？因为一个学位将有助于区分优秀和差劲的应聘者——聪颖、有活力的候选人愿意不辞辛劳地获取一个学位，而愚钝、懒惰之人不这么做。学位没有教育意义，但雇主利用学位来去糟取精。

对一个罪犯来说，风险更高，分界线更明显。无论提炼出来的教科书模式看起来有多么相像，雇佣一位最终令人失望的毕业生，和与一位卧底警员“同事”共谋一次作案是不同的。但是，虽然研究罪犯的信号并不容易，但罪犯所面对的信号问题的危险和纯粹性，使其在甘贝塔的新书《黑社会代码》(Codes of the Underworld)中成为很有吸引力的研究对象。

有些信号是粗鄙的。纽约的毒贩有时用枪逼着顾客吸食海洛因或可卡因。似非而是的是，这种做法弱化了该信号：警员可以合法吸食海洛因——如果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

其他信号似乎违反常理。甘贝塔描述了意大利学术界的一个传统——某些已经确立地位的教授会庆祝自己已发表著作的低劣品质。他称，这是一个可信的信号，说明这些人不会离职去哈佛大学(Harvard)之类的地方——他们因此会留在意大利学术界，作为有分量的人。

乔•皮斯顿设法避免了如此昂贵的信号；他发出了许多更加细小、微妙的信号。例如，他没有购买毒品，但他的确出售过偷来的珠宝首饰。他回绝了一份在犯罪集团作会计师的美差（部分是出于个人原因），由此获得了可信度：所有人都认为，没有哪个卧底警员会拒绝这样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花了多年时间与合适的人群打交道，通过交往获得了信任。正是众多小信号的长期积累，使犯罪分子确信他是可信的。

迈克尔•斯宾塞的模型有一层有趣的含义：如果学位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信号，那么没有大学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甘贝塔的研究得出一个类似的有趣结果，他指出：牢狱生活提供了一个完美可信的信号。鲜有卧底警员会请缨在监狱中度过4年或5年的时光，所以较长的刑期对于试图打造“资历”的犯罪分子是一种资产。监狱有时被称作罪恶的大学；但毫无疑问，这是没人预料到的。

蒂姆•哈福德的新书《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Little，Brown出版）

译者/杨卓